霍大同(Huo Datong)今年五十六歲，是在中國四川成都執業的唯一的精神分析專家。他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負笈法國攻讀該科。這個特殊的經驗，不僅為他打開了另一個文化天地，亦為他展現了直到那時在中國尚未存在的一個嶄新的學術領域。
      1986年，年輕的霍大同抵?巴黎，這是他第一次走出國門。〝那時候我心裡亂糟糟的，急切想找到一個新方向，安定下來。〞位於成都市中心的四川大學的精神分析專業的辦公室裡，他這樣說道。幾年前，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宣佈改革開放，這對霍大同是一個衝擊。他說︰〝我認為馬克思主義已經失敗，這種認知過程彷彿是一種背叛。在這突如其來的變革中，我很不自在，我心想，難道中國人還應再次向西方模式學習，放棄自己的根。〞

他是教師的孩子，文化大革命的一個紅衛兵，歷史系的學生，北京的一名研究員。他坦言〝來到法國並沒有令他感到特別驚奇。〞因為他早已從閱讀中熟悉了法國的歷史和文學。〝巴黎的生活對我而言彷彿是經歷了一場深刻的內心解放。我孤獨。總之我向來都是孤獨的。在經歷了中國社會的集體生活之後，我享受這種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孤獨。我是自由的。〞然而他仍處於心煩意亂、生活不安定、尋找自我之中。但很快，他便在大學聆聽精神分析課程，這早於他對自己的分析：〝我惶恐不安，因為我只會講幾個法文字…… 我不知道這個精神分析最終會把我帶到哪裡去……〞所幸Michel Guibal為人隨和開放，整整五年，成了教導他的精神分析專家。他簡單地對他說道︰〝說中文吧，Lacan說，說話是第一行動﹗〞於是他打開了話匣子，滔滔不絕地訴說。〝我對他說了我從來未對別人說過的話，那折磨着我的內心苦悶需要得到渲泄。對我來說，這是一個真正的解放。今天，在法國生活了十年之後，我發覺能夠從纏繞着自己的一切煩惱中解脫出來是多麼重要。這在中國是做不到的，沒有一個途徑可以讓你這樣做。〞然而今天，在這個動搖了中國的傳統價值、在中國社會處於大變革的二十一世紀初，全由於他，中國人內心深處日漸增大的煩躁不安，才得以安撫。
霍大同勇敢、堅強、精明能幹，他成功地在四川大學創辦了中國第一個精神分析專業。今天，已有數十名學生聆聽他的教授。而他於1996年開設的診所則接受了眾多的精神受困擾的病人，其中有學生亦有校外的居民。〝你想像一下，這個舉措是多麼特別，而又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因為要將精神分析這門學科引進中國，還存在着一些大的文化障礙。〞他在堆滿書籍、其中一大部份是法文書的辦公室裡這樣對我說道。尢其是這個障礙，即〝不可輕易地談自己的看法，這是不受歡迎的，也是不可行的〞他補說道：〝在精神分析專家與病人之間必須建立互信，而在毛澤東時代，人與人之間的互信根本無法建立起來。〞最後他說在精神分析中還須克服一種根本的障礙︰〝中國文化不容許批評父母，把父母端到拡上來。〞
      儘管如此，霍大同仍謹慎地從事自己的精神分析事業，他堅信傾訴〝憂慮與疑惑〞可促進社會的平衡。中國社會的劇變衝擊了以往的一切價值觀，帝國的、共和的、共產主義的、傳統的…… 嚴重的身份認同問題擺在成千上萬人面前，男人、女人、青年、少年……〞我們看到精神分析愈來愈受大眾歡迎，無論在電視、電台、醫院裡都能感受到。但霍大同卻看到了這點︰〝對深度的精神困擾，只給予迅速、表面的回應，而未對病源作深入的挖掘。〞現實就是這樣。當務之急是在個人和國家之間建立更強的聯繫。無疑〝這種聯繫不是單向的，雙方的地位都應得到承認，應廣開言路，以達至國家的全面民主化。〞在中國處於前所未有的民族和諧的時代，我們的精神分析先驅深信︰〝精神分析對於崛起的中國經由思想開放轉變成一個言論自由的國度的挑戰，將起積極的作用。〞

 

载于法国杂志《PARO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