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天府早报）去年独家报道的川大教授霍大同的著作《精神分析零距离解梦》,引起了法国著名报纸《解放报》关注。近日,由该报特派记者韩石(PierreHaski)亲赴成都采写的题为《13亿个灵魂和仅有的一个沙发》的长篇通讯在法发表，引起国际精神分析学界强烈反响，成都“弗洛伊德”———霍大同教授，在国际权威精神分析学家脑海中烙下了深刻印迹。昨(3)日，记者再访霍大同时，他说：“在世界精神分析领域,应该有一个中国学派，否则,我们将不能成功。”

 

 

    法国《解放报》记者韩石是在2002年快到秋季的时候飞抵成都的。那时,天府之国正袒露出自己硕果累累的富庶，这块富饶的土地不仅适合农作物生长，对源自西方的精神分析学也是一样。这一点，当韩石迈进四川大学霍大同居住的小院时，就深深地感触到了。

    这是一幢墙面有些斑驳的建筑，陈旧的外表并不给人不适感。相反，与内涵深厚的精神分析学联系起来，两者之间还显得相得益彰。大楼浸没于一片枝叶繁茂的树林中，独特的民居特色和学术氛围让韩石不贴切地惊叹为“城中之城”。跨过一道门廊，上面有被时光模糊的红色题文，告诉他这里曾经是一个“革命大院”，安顿在这里的精神分析学家霍大同，曾经被蔑视为“资产阶级代言人”。

    真正见到霍大同时，韩石找到了在法国的感觉———霍大同讲一口与他一样好的法语。他们用法语聊弗洛伊德，聊精神分析学。

    精神分析学在法国并不陌生，在中国却还刚刚启蒙，虽然大家对弗洛伊德已耳熟能详。韩石很关心为什么学历史的霍大同能成为中国第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并让精神分析学在成都发芽，还壮大成为培养“弗洛伊德”的摇篮。

 

       

    弗洛伊德的著作在中国很早就被译出，然而直到上世纪80年代，弗洛伊德才在哲学领域通过文学再次出现。霍大同在一位朋友家发现了一册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再晚一点，他在一位同学朋友家里第一次听到谈论拉康。此人名叫戴思杰，后来在法国成为作家和导演，是《巴尔扎克和中国小裁缝》的作者。

    但对霍大同来说，从事精神分析学研究的道路是曲折的。

    糟糕的视力使他未能像同龄的年轻人一样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他先是当服务员，然后是印刷厂工人。24岁的时候，他重返大学。

    带着对学习的强烈饥渴，他先是从事对人口统计的历史研究，其后到法国巴黎七大学习精神分析学，并按照每周3次的频率，在一位叫米歇尔·吉布尔的法国分析家处作了5年分析。此人至今仍伴随着他在中国传播精神分析学。

    1994年，霍大同回到成都。他说，“一位教师朋友要求我给他作分析，我就留下来了”。当时中国已有规章管理的精神病学以及心理治疗，但还没有为精神分析找到一个位置。整合入四川大学哲学系中，他同几个教师和半打学生已组成一个精神分析研究小组，其中多数人正在他那里作分析。在这小组之外，也有一些人，其中有一位北京的女士通过电话作分析。他们抱定一个主要目标：培养中国精神分析研究人员的中流砥柱，让这一学科在中国壮大。

 

    在霍大同的住所，一些纸箱尚未打开，但一间分析室已设置好了，不可避免的有着“divan”(divan在法语中指分析家为被分析者准备的长沙发)。这里，“divan”是一个用木条做的可调节的躺椅，躺在上面的被分析者能够选择其倾斜度。与欧洲相反的是，躺椅与分析家的座位是平行设置的，这使得被分析者可以看见分析家。“一开始人们看我，然后他们就忘记了我的存在”，在霍大同的分析方法中，这一细节是有象征意义的。他在寻找一条通向精神分析的“中国道路”，他认为精神分析没有一个单一模式，弗洛伊德学派和他本人所属的拉康学派已分化成不同的文化空间，“应该有一个中国学派，否则我们将不能成功”，他评述道。

 

 

    在去年春天，有几十个分析家参加的中国精神分析的国际会议在成都召开，其中法国拉康派占了很大比例，也有美国的弗洛依德派。他们都分享着同一个希望，即看到中国成为精神分析学壮大的又一片沃土。对霍大同来说，中国需要精神分析学：她能允许填平一个缺乏精神自由的缺失空间，是由于传统的习俗及过分紧密的家庭关系。精神分析提供了一个呼吸的空间，一个自由言说的空间。

    在中国，精神病学以一个单一的医学角度统领全国，这与西方的进程相比迟了一步。“我赞同相反的东西”，霍大同确信道，不带丝毫地犹豫。他的研究小组的同事和学生分享着这一热情。在个人寻找的最终，他们发现了精神分析，并决定将它在一个越来越物质化的社会中变成另类的步伐进行到底。一位学生有信心地说道：“10年后，我会有我的分析室，且人们也习惯于定期去看他们的精神分析家。并且我会有一辆漂亮的小汽车停在我家门前。”到那一天，霍大同就赢得了他的赌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