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与哲学”第九讲 2002/10/03

翻译：霍大同

注：今天早上一个成都的艺术家罗子丹赠送教授一份礼物。

我完全没有想到今天早上的欢迎，特别触动我的正是艺术家所做的。也许那些艺术家是首先感到某些东西的人，也许他们是第一批行动者，接受他的情绪和他的理解。他想解释，很早以前就处在这种询问位置上，他自己在说、在想。我想有一个东西确实在我们之间发生，也就是能够发生的那些东西。在我讨论班的开始，我讲了很多文字（尤其是字母文字）能作为一个屏幕（稍有点像中国的历史），并因此有两个倾向。最有名的是，当我们向孩子指示月亮的时候，如果是直接的看，那么它很纯；我们同样可以相反的思考，如果看到这个指头，他就对着一个标志（非常聪明），这时文化就类似我们的手指。如果仅有单个文化，我们就不能看到手指，只能看见月亮。人们处在我们展示的东西中，而不知道是一些人在指示。孩子自己看月亮，有可能是愚蠢的。Eidú’是“动物”的意思，它来自希腊，因此与希腊的符号有关。我们找到一个孤立的意义，它仅仅通过自己的文化看世界，他甚至不知道他有文化。他相信有一个世界，是我们展示给他们世界。在另一个水平上，我们允许知道还有另一文化，这时就允许我们知道手指的在场，就知道月亮是会随指示不同而不同。这时怎么办？这时我们强调文化间的冲突。常有人说“我的文化最好”，有些人说“我找到一个文化，它更好”、“我想找到另一种文化，让世界更美”。这时，这两种人就很难达成一致。随着指月亮的手指越来越多，月亮就像被越来越多的面纱遮住了，这时我们能理解文化的力量，就会意识到世界的延续形式随着文化的发生变化。这是个危险，它使人忘记了手指指示的是什么东西，从而我们就不能有一个手指所指的东西的确定性，因为手指所指的东西在一个文化与另一个文化中是变化的。我到这来并不是要说我指示月亮的方法是最好的，我相信这决不是精神分析所允许的生活方式，精神分析允许的是所有人都看到一个被遮蔽的客体。所有人都有童年，孩子在童年的时候总觉得在他的头顶上有一个手指，所有孩子都不知道如何看手指和月亮。

这时有个时刻来了，固定了他对月亮的月光。在现代经验中，就允许他知道有不同的文化，他进入了一个情境，即他能为自己定位。精神分析是我们在童年就具有的经验，它把我们带到童年的经验即我们不知道看手指还是月亮，同时将我们带到成年，我们知道月亮仅是人们指示的东西。这时，那种具有不独立于文化的关于客体的知识的信仰就成为不可能。精神分析允许成人在文化的差异中生活，允许我们知道主体并不仅被一个文化制造。这个主体是无意识欲望的主体，这始终是一个自在的孩子，是一个直面于他者的孩子，没有父母、文化的保护。在精神分析中性征（性欲）总是处在这样一个位置。性欲是一个不能充分满足他者的不可能性。我们总是一个直面于不知道他者的孩子，因为月亮做了一个神秘的对象，是一个他者。性征是个生理学的相遇，并不是躯体的相遇，而是一个位置的相遇。手指和月亮的故事是为了感谢艺术家和礼物，但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不能忍受这个长的话语（罗子丹中途离开一会儿）。

也许你们也稍微有点艺术家的气质，这让我讲了很多，我感谢你们的耐心。这个故事允许我给你带来一天，这一天对于我来说是结论的一天，明天就完全让你们讲了。这么说是让你们有所准备，也许你们也可以提几个问题给我；也许你们自己讨论，明早是我听，就是如此。我说今天是结论的一天，如果我想稍微展开一下指示月亮的故事，是因为这个历史涉及到我的结论。我可以停顿在讨论班的题目“精神分析与哲学”的范围内。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结论说一点（用一个简单清楚的方式）。我想说的是，一个哲学的世界完全依赖于做哲学所处的文化，我们能够说他自己所处的文化，我们也许能说哲学就是文化，是一个在人们思考水平上的文化，是一个人们的思考（用一个直抵最终的意义的方式来思考）。为了和我刚才说的历史做比较，哲学提出一个问题：哲学就是对月亮询问与我们说智慧的知识。哲学家知道他不知道月亮是什么，他们所有的思考是为了改进关于手指的问题，改进他们的话语、他们的概念，试图用一个新的方式找到一个进入客体的位置。同时批评另一些哲学家，说他们搞错了哲学对象等等。最后哲学始终是一个文化的寻找（寻找一个最好的手指的位置），哲学家始终处在一个指示的人的位置上，但从来不在一个孩子的位置上。哲学家太聪明了，精神分析家很愚蠢，他有些孩子的胡言乱语，但他不是一个孩子。正是他把精神分析放在文化之外的位置上（相对文化来说是有点偏的位置），因此对精神分析家来说，文化是存在的，对所有人都一样。但精神分析家知道一个事情，即任何一个文化都不可能让人们直接进入月亮。因此这就有一个在文化中的选择，他离开了文化之间的战争，重新找到或重新将自己置于孩子的位置。正是这样，相对文化来说它处在一个斜的位置上，并不是反对文化的位置。经常地，精神分析家都是很有教养的人，重要的是他相对文化的位置。他懂哲学但不是哲学家，他自己处于孩子的位置阻止他，通过他相对文化的一种斜的位置，他斜着地穿过了哲学。如同孩子一样，他也将有一个知识，他知道他提的问题如何到达月亮，所有手指显示的并不能给他那个月亮。正是在这，他相遇他遇到的那种不可能性，引导了精神分析家的工作。精神分析家的实践是解开他自己原有的文化，而不是引导他依赖于他的文化。也是一个涉及到每个人的实践，当然也是个具体的实践，因为它始终发生在一个具体的语言、文化中。今天我和你们在一起仅为一个理由：一个精神分析被做出来，把法国与中国的精神分析学家聚在一起。是这样的一个事实让我到中国，如它没有发生，我就可能如同一个哲学家来到这里。因此我就不可能假设我能对你们讲点精神分析。正是这个位置规定了我的言说，始终有某个东西是科学不能确定的，即我们不能用一个科学的方式来肯定、证明精神分析的发生，没有一个可测量的工具说“分析结束”的问题，总是有一个无意识的选择的维度（无意识的选择并不是抽象的选择）。所有精神分析家都说，每个人的症状都有原因，尽管这原因是未知的，正是这样才有一个症状。尽管不知道，但弗洛伊德说这是无意识主体的选择。当精神分析产生以后、它结束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就又重新找到无意识。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可能证实的。当我说在法国与中国有精神分析的发生，在我言说中就有个选择的方面，因为我没有科学的确定性。如果我做了这个选择是因为我知道是可能的；另一方面，从那里得出的后果，而我自己也是后果的一部分。如这精神分析没有发生，我自己不可能在今年春天到成都。在一点上我与霍大同有许多讨论，因为我有一段长时间（好几个月）的犹豫，即是否到中国来。当时我不懂在中国怎么可能有精神分析，因为我知道文化差别的不同，因此在中国精神分析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时我提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有很多秘密。我获得了很多回答（并不清楚），最后我还是做了一个意愿的决定，来到了今年春天举行的成都的研讨会。这个决定是人们跟我讲了在中国第一个分析是怎么发生的（霍大同怎样接受Guibal先生的分析），因此，我觉得也许是可能的。于是我来到了成都。我解释一个法国的俚语：LA TOURDE BABEL（巴比伦塔），它来源于《新约》的一个故事，是在最早《新约》中开始人被创造出来稍后一点，男人和女人在犯了错误后被赶出天堂，这是人类在地球上的第一个故事。有一天这些人汇集在一起，他们想造一个塔，允许他们抵达天堂，允许人们连接天和地。上帝发现这个塔逐渐升高，“人是太过分地狂妄了，他们在地上生活，最后想成为上帝”。这时，上帝就做了一个简单的事情：让每个人说不同的语言，他们就不可能交流，这时工程就停下来了，他们开始打了起来。

当我到达那个会议的时候，所有人都说不同的语言，这不是指法文、英文或者汉语的不同，而是如何看精神分析实践的问题，是一个巴比伦塔，每个人都讲他的言语，这样一起来制造些什么是非常困难的。在此期间我在想，我是否有个来这里的理由，我不愿意重新加个言语。现在我在这，我做了个策略，我必须讲，但怎么讲？对我来说，读那个文章是不可能的，于是就重新提出了我犹豫的问题：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真正的精神分析？或许仅仅有一个词而已？因此和精神分析在一起让我重新做了第二个选择：我向公众讲如同公众中有那么些精神分析家，并对他们提问我的问题“为什么对精神分析有兴趣”，这是我仅能做的事情。所有的都是向你们展示精神分析与哲学的区别，这区别在外面看不见。不管怎样，我们有个教室，你们在我面前听什么是精神分析与哲学的差别。但是在这设置中没有区别，仅有的差别不在我的言语中，这个差别在我做的第三次选择中，即我到成都来。因此我对公众讲时，我不是对一个而是对一些精神分析家讲，这正是我努力要做的。这是个危险的方法，因为我讲了很多哲学。我讲的东西是足够的，能让你们感到这个斜度（手指指向的方向），是一个孩子的位置。

我们差不多是在结论上了，有一个补充，我们重新回到拉康一个小时。在最后一次让你们阅读拉康的小小的段落。黑板上有些拉康写的东西，在这之后还有比这表面看来更复杂的东西。但就必须通过这个图画，必须通过拉康的大指头，必须从一个点、一个边地擦过去，如同他在读弗洛伊德时做的那些事情。通过阅读你能知道指示月亮的事情。孩子阅读时一边读一边提出问题“指头指的是什么样的客体”，我们必须处在这个位置上。指头和月亮的历史能描述、暗示阅读，如果我们对文本有太多的信任，我们看到的只是指头，尤其是指头很粗的时候。我让你们做的是读那个文本，尽管它很厉害，但它从不能给予你们什么，从来没有，但文学就想做这个。文学不是真正的月亮，在电影中的不是真正的月亮，但它不能阻止我们哭、我们笑，而我们哭和笑是真的。精神分析不是文学，客体始终在那里，性征（性欲）始终在那里，但不能忽视它在那里。我们阅读拉康的时候会遇到同样的问题。那么你阅读拉康不能像IPA阅读弗洛伊德那样，而是象拉康读弗洛伊德的那样。这个正是我的关于精神分析的一个假设，使你们能解开指头对你们的迷惑，使你们能被月亮所吸引，这时你们就处在孩子的位置上，这是人真正的位置。在两个人之间，我们将把拉康的文字看成是一个比较有用的工具。

昨天我给你们讲了象征与实在，我说实在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就是说如果我们能知道实在，我们仅仅只能通过语言。动物并不命名事物，因为他们不认识事物。它们的知识是它们不知道的，这个知识仅让它们行动而不是讲，我们才能讲。穿过语言我们才能认识某些实在的东西。我想给予你们更多的是关于图形的东西。象征是结构的，这个结构使整体区分。结构产生差异，语言是一个差异系统，是穿过差异能触及到某些实在的东西，如某个冷和热、高和矮、湿和干等等。拉康曾被弗洛伊德文本的一个段落深深触动，在这之前，弗洛伊德也被触动，这触动足够我们做这个文本。有一天弗洛伊德突然看见他的外孙在一个有栅栏的婴儿床里，他还不会走路。有一个小的、简单的游戏，那里有一个线，连着一个圈。弗洛伊德停下，因为孩子正在做的一件事使他停下来。孩子拉着那线直到他把线圈拿到，当拿到手时，孩子就高兴“啊”，后又把圈扔出去，而把线留在手里。圈掉到了地下，在他的视野里消失，这时孩子说“哦”，又重新提回来，然后又“啊”，扔掉时又说“哦”……弗洛伊德看到这些，这并不是一个听，但是又是一个听，是一个爷爷用他的眼睛来倾听。请注意，拉康的能指并不仅仅是一个声音，但一样有一个声音如“啊”“哦”，“哦”是线圈的消失，“啊”是线圈的出现。对弗洛伊德来说，他的小外孙正在做的这个游戏实际表达的是母亲的在场和缺失。这时母亲已走了，孩子自己在婴儿床上。弗洛伊德突然发现孩子是一个孤独的时刻，母亲稍稍不在身旁的时刻。弗洛伊德的解释是他自己做的，并不是孩子自己做的。线圈的游戏是把母亲的在场和母亲的缺失表达出来，这时他经历了一个不可理解的时刻。不可理解是对他母亲的在场和缺失，突然她在或她不在而不跟他说，他不能预计，因而他有紧张情绪，他痛苦，他通过一个东西来承受它——通过线圈的在场与不在场来承受。对拉康来说是小孩进入一个语言的结构，进入一个差异的过程，证据是“啊”和“哦”，对应于德文中的fort-da 。这时孩子仅有元音，“哦”和“啊”的距离是很大的。对拉康来说，正是象征开始与实在接触，这时仍然不是制度化的语言系统。通过玩线圈，孩子讲，他在语言中，但任何一个动物都不能做这个，是一个小人被俘获在人格的三点结中。

现在我向你们展现关于拉康的仍然属于我的结论，因为我是通过文字的关系开始我的讨论的。但有一个东西并不是很清楚，在我们讲一个字母文字和汉字时，就是说二者是不同的文字系统，但是我们讲的梦的文字却是一样，这时这两个文字是不是一样的呢？弗洛伊德讲了梦的文字，做了一个和埃及圣书文字的比较。弗洛伊德因此用了同一个词对应于文字和梦的文字。我想讲被制度和没被制度化的文字的差别。与拉康一起，我能给你们显示，我试图去读拉康而并不是向你们重复拉康，你们能否看到这个差别。你们要稍旁边点，在拉康那儿我们都找不到被清楚给予的区分，在梦与制度化的文字间的区分。对于我来说，读拉康就必须做这个区分。我们有一个词说这文字，如果我们认为是同样的（一边是野性，一边是教养），这时我们就有了错误理解拉康的危险。这危险在法国是很清楚的，是掉在精神分析智力化的视角中。考虑到拉康仅讲能指，忽视了身体的效果，但并没忽视来自身体的情绪，正是这样他讲来自躯体的言语，身体的能指等等。在我们头脑中有个文字的定义（如同一个话语的表象）使我们进入昨天关于西方哲学的图式：一边是存在，一边是Logos。当我们使用这个文字时，人们相信拉康是使用这个文字来讲，他讲的就是那个词。但是事实不是这样。如果你们离开这个观念，拉康就变得不可理解，如用哲学的观点读拉康的时候，你就发现在每个句子都不能与哲学粘在一起，这使你就完全颠三倒四。我们必须从他想说的那点出发，我们做了很多努力而失望，最后不得不说“我完全不懂”而结束，所以我们就停在指头的吸引上，所以我们只能从旁边经过，你们必须知道月亮总是在它的缺失中在场。从三点结开始他就离开了哲学，你只有通过精神分析的实践才可能理解，而仅仅用头脑理解拉康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并不是为头脑写的。正是这样我们在读时我们感到恼火，不是通过更多的思考找到方法，而是更少思考。只有精神分析允许哲学家有更少的思考。在《拉康选集》中有“被窃的信”41页开始，曾有人讲过（Simone女士2000年曾讲述），但没讲后面的图的内容。我想补充一点，“被窃的信”的文本是很少见的几个文本（是一次讨论班的事，而不是一年），可能是一个或两个。63年时，他完全被排除在弗洛伊德运动之外，尽管拉康没说，但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现在不可能有太多时间来讲历史）。那时拉康64岁时，做精神分析已经30多年了，他被排除在精神分析运动之外。如从精神分析的政治、制度化的角度考虑的话，仅有一个给精神分析地位的要求，但拉康拒绝了这个地位。从官方来说，他不属于IPA，他不属于弗洛伊德运动。人们指责他的实践，他没有遵循治疗的标准和规范（拉康发明了自己的实践），因此被排斥。正是那个时刻他变成了拉康，当然他有几个时间使他变成拉康，而这个时刻是最重要的。在这个情况下他怎么办，他试图分析他自己作为客体的情势，这个时刻他成为一个客体，人们在争论（讨价还价）说“我们要他还是不要他”的时候，他给了个公式，后来变成非常有名的lalangue，他只管他自己，正是这样他打开了他自己的学校的可能性。在这学校中间，精神分析家只管他自己。接下来拉康就非常具体地思考，他始终维持一个原则：不能让别人说他是精神分析学家。因为他在考虑这个困难：精神分析家只管他自己，这样一个自己管自己的权力不应该让大家误会。问题就在于，肯定是一个分析家自己决定成为分析家，他自己管自己，但学校提出问题：“你为什么有这个权力”。正是这样我们将通过所有的历史，现在不讲那么多了。当他被驱除而建立他的学校的时候，他决定出版他所写的全部东西，中文的是选集，不是著作集。他做了将近１年的工作，他重新读了文本，稍微修改了一下，选择了一下，他就决定通过年代顺序（从二战到当时那个年代）出版文本。法文中有几篇《关于我的经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５３年时遇到列维·斯特劳斯后，产生三点结时，这时他是真正的精神分析家。所有发生的是以前的事，在５３年后他的话语才真正成了精神分析的话语。偶尔他写些小的导言，但有个例外——他在５５年的时候讲的但却是写在56年，就叫《被窃的信》，我想你们已有些评论了。对我来说，这个文本是对作者的重新评论，他把这评论作为一个导言（这本书的导言）是说这个文本有特别的重要性，是说这文本中有个非常清楚的运作方式（ＲＳＥ这三点结有一个运作），他为这次讨论班的专访写了这个导言。为了重新解释他所做的，现在讲黑板上的图：

图一：

     + + + - + + - - + - - - …………

        1 2 3 2 2 2 2 3 2 …………

           α σ β σ σ δ……………

注：1 代表三个是一样的（三个+++），2 代表++-或- - + ，3 代表+ - +或- +-。

α代表三个不一样的（1，2，3），σ代表对称的，β代表322这种形式的，δ则与β相反。

拉康给了一系列数和符号的差别，就是这些正号、负号。这些正负的对子是偶然性产生的，因此就有这么一个序列。在第一行中是没有次序的序列。为了拥有正号或负号，就必须有一个差异起作用。这个序列并不是一个有序的序列，它更接近实在，但它又不是实在，是我们第一个能有的“抓捕”，我们就处在一个弗洛伊德的外孙的线圈的游戏当中。但有一个差别在起作用，即母亲来与走的序列是完全不知的（如++--代表在、在、不在等），是通过象征来抓捕实在的层面。这时拉康说，我给你们一个规则，重新切割实在的节奏，通过三个

+ + +或者-++等。我想指出，当三次是一样的就写成1；如不是对称的，两个相同另一个不同时，就写2；当有重复时而仍然是个对称的就写３。这有一个新的链条，就再也没有两个存在，现在有三个存在，再也不是两个字母的文字，而是三个字母的文字。我想指出，《易经》就是两个字母的文字，同时也是三个字母的文字。当我们考虑连续的道（阳爻）和不连续的道（阴爻），已经不是连续或不连续的线的问题，而是一个差异。   （连续），  — —（不连续），我们可以考虑这是三个部分，这三个满、两个满和一个不满，文字是关于两者之间的差别。这是个非常强的结构，也是非常柔软的结构。通过这个我们就能构造世界的所有意义。

我们继续讲拉康。能指的这个链条在实践中重新被连接，当我们讲或写的时候，我们通过节奏将一个个事情连在一起，一个句子有意义是我给它一个连接。举个例子，如果我讲的方式不清楚，我便在一个句子中停下让霍大同翻译，因为如果我不知道，你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么句子的结束就可能完全改变了意义。因此就必须知道在哪里停下来，就要把这些考虑成一个完整的句子。而这些语言的句子不是制度化的文字（因为这些文字不是言语的文字），是拉康关于能指链条的文字。这时我们开始感到制度化与非制度文字的差别，在这里我们不做+或—的运算，它不是数学上的意义，我仅指一个不对称。词Translime（转化）中，前缀是“穿过”的意思，它涉及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运作，即把一个字母放在另一个字母的位置上。仅仅是这样，仅是字母的运作，完全不考虑意义的问题。因此我能做三个运作（上述的是第一个），其二是转写（从口语变成文字），转写是我写那个没有被写的东西，在法语中转写是通过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写，一个是按字母写，第三个是翻译，从意义到意义，不考虑声音。在这，第一水平是考虑字母（字母的产生），第二水平字母到字母，第三水平是从意义到意义。

现在到了图二：

这个图允许我们知道这个++-带着第一个序列没有的东西，在第一个中，要么是+，要么是-，不知道这之后是+还是-，每次中这两个都是可能的，正如婴儿不知道母亲是走了还是回来了。这时拉康强调记忆的构造并不是一个心理的记忆，而是一个能指的记忆。什么是记忆？记忆是能指的链条，我们能回忆的是能指的链条，拉康说这就是无意识。只有人类所具有的才允许称做回忆，这与生物学的记忆无关。所有活着的生物学记忆经历着一个变化，这个活着的生物学记忆总是通过欲望回忆。弗洛伊德说欲望是不可能被摧毁的，是因为能指的链条使他能回忆。是通过什么能使他这样回忆？他回忆的仅仅是不可能性（下一个字母到达的不可能性）。如在这里有一个+，我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如有+，则为3；如有-，则为2，但不能有1。但链条知道，这是无意识记忆，链条和这个无意识的记忆一起运作。在链条中有个2、3，但是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希望有个1，但它离开了，到了2这里，这时我们有一个选择，要么是2，要么是3，但不是1。如果有一次到了1，也可在2中循环。为了3和-在一起，须和2在一起，就可在1中循环。拉康进一步，在字母的第三步重写过程中，这时给了4个字母和一个新的规则，同样的运作。有两种对称，满的对称和不满的对称，左右对称为α；有两种不同的不对称，一种是开始对称的不对称（β），一种是开始不对称的不对称的（δ）。可能性在第三个序列中均等，2的出现有更多的意义，两种不对称都在2中表达，1、3就只有一种可能性，所以拉康写了第三个序列，拉康找到了第三个层面上的能指链条。

从α开始，有一能指链条不断重复α，能指离开这，到β，在这点上可能重新到α，或β。到了第二个α时就有新的选择，要么到α，要么到δ，大概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