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讲

 

——关于拉康的文本、电视

霍：这个电视文本翻译起来是很困难的，因拉康的话语太难懂。但教授先生有句名言：精神分析与误解一同存在，因此他对翻译感到兴趣。这个文本是由肖晓曦和李安一起翻译的，在此谢谢他们。

 

今天做个稍微不同的训练。首先谢谢肖晓曦和李安的翻译，这是个了不得的工作，这个工作也是我当时要求的，如果没有翻译，这个训练就不能进行。

拉康讲法语，但我们同样可以说他像一个音乐家用乐器在弹奏某种东西（他用法语来弹）。一般说来我们是说诗人为了美，但对拉康来说不是为了美，而是为了真理。从表面上看来，我们理解拉康非常困难。在他的文本中，他竭力使他的讲话并不是对着意识的理性讲，而是以一个分析家的身份来实践一个口头的和书写的话语。一个分析家，他讲这个东西，是作为一个对公众讲的分析家，来实现一个口头的言说。当人们向他提议做一个电视的节目的时候，拉康开始说（第一个时刻他说）：“我要回答你们”。后来他回忆说，如果我在电视里对公众讲，我就会把整个公众视为分析家，而具体是哪些人来看电视的节目并不重要。他假设在这些公众中存在一些分析家，因此他决定在电视上讲的是以一个他在讨论班上同样的方式讲。这时，他并不把他作为一个精神分析教授，作为一个懂得精神分析的知识的人来讲，而更多地是对着听众的无意识讲，而不是对着他们的理性讲。也许正是他这样做了，20年后人们将它出版让大家看、听和阅读。

 

第一个词是没有翻译的，我愿意霍大同马上翻译它。在电视中他讲的差不多1个小时，他对着录象机看，沉默，如同他在讨论班中一样。然后他说：“我总是说真理”，但又马上补充说，“但并不是全部，因为说整个真理是不可能的，物质第一，而词是缺失的”。因此我们马上就感到了拉康的整个语气。观众并不是为了学一个哲学，从来没有一个在寻找真理位置上的哲学家，无忌讳的说：我总是在讲真理。这时拉康就把自己放在一个能指支撑的水平上。每一个能指都是真理的携带者。他马上又指出：但是有缺失，尽管每个能指都是真理的携带者。因此，就不可能说整个真理。那个真理仅有一半能被说，真理始终有一半是不能说的。接下来有一个游戏（是一个人对拉康提问，而拉康回答）。这个提问的人在电视里从未出现，他对拉康提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将要工作的问题。你们看翻译的文本上那些斜体字（肖晓曦和李安在每段都注了阿拉伯数字，便于阅读），被提问的是关于无意识的意义。我要求你们一段一段地读，哪一段没读懂你们就对我说，也许我就能看到有翻译的问题。但在这后头还有些东西是重要的。现在，第一段有问题吗？

 

问：“剩下的东西是什么？”

答：“这段翻译是没有问题的。无意识的“无”就带有一个否定。“无”是一个词，它抛弃了存在。弗洛伊德是通过否认来定义一个东西的。正是这样拉康说这是一个否定词。当我们用否定词来定义时，我们所涉及的是所有的可能性。所以拉康说我们能假定任何东西（若能假设，就表示其后头还有东西，就始终有个剩余）。无意识是对意识的否定，理解这个否定就打开了一个可能性，就有了各种各样对无意识的解释，如荣格等。有人说弗洛伊德给了无意识这个词一个定义。这些说的人可能是弗洛伊德派也可能不是，如荣格和阿德勒等，这个词就给了非常多的不同的解释。

第二段，我认为是清楚的。第三段有什么问题？

问题：——不过，这些只是为了我们的思想，“思想”是指什么？

回答：这里翻译没有什么问题。我会翻译成“可能”，用了“不过”有点太过了点。

 

问：“仅仅在所要等到被指出后才存在，”“这句里的‘所要’是指什么？”

答：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是这个翻译没有给你一个意义而让你们提问。必须修改这个翻译。

霍：我先说一下“所要”的问题。大概意思是：这些动物只有在别的东西那里存在。它们就只有它们在被命名后才能存在，尽管他们被实在强制（强制给一个名字）。

教授：注意，在这里有个说话的存在，存在是哲学的概念。在这段中被拉康利用，将是很有用的，在拉康的后面总是有些笛卡儿用的术语。你们是否记得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就是那个存在。笛卡儿失掉了世界上所有的存在，只剩下他自己。拉康就一个概略的方式说了笛卡儿的概念。

Cogito  ergo  sum      (我思，故，我在)

Je  pense  donc  je  suis

Je  pense=je  suis(être)

 

他在《形而上学沉思录》中写道，“我思，我在”，其中在“思想”和“在”之间的“，”等于“=”。拉康说笛卡儿在讲这话时没有思考清楚，他只是勉强这样说。弗洛伊德发现的无意识是我们不能思想到的存在，因为无意识是一个我不思想的地方。在笛卡儿同样的位置上，拉康说了另一句话：“我思的地方我不在，我在的地方我不思”。我们能看到笛卡儿公式是一个精神分析的解释，只是我们要用不同的断句来断开它。我们没必要和笛卡儿讨论什么或是批评他，这样就是哲学的讨论而将没有什么结果，接触不到更深的问题，因为问题不是意识水平的而是无意识语言结构上的问题。笛卡儿的句子可以写成我思：“故我在”，法文的引号内就变成了话语。通过这个拉康说，人是讲着（正在说话的人）的存在。

拉康创造了一个词“êtreparleur”,在任何词典里都没有.拉为什么创造出来这个东西？通过这些，拉康就可以说，有一种分析的经验附和于其分析实践。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在讲，只有说话的人才有无意识。在别的存在那里涉及一些不讲话的东西（如一些动物），从这要跳到“尽管只有本能冲动”，这时就看到了一个区分，有些存在讲话，有些只有本能而不讲话。在二者之间是关于动物的问题，因为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是一个讲的存在或是说的存在。因此不能讲话的动物不能说“我在”。因此，他们的存在是在于人们给予他们的东西，笛卡儿说动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命名它。动物不在，但是它们是实在的。这时拉康就做了个区分：实在和在。“实在”不依赖于言说，是强制性的。“在”依赖于言说，因为笛卡尔给我们展示的存在是完全依赖于他的话语（也就是思想）。在整个西方哲学中，只有拉康做了实在与存在的清楚区分，之前没有。所以说在动物中有一个本能，这时拉康定义“本能”。翻译的错不是肖晓曦的错，而是我的错。德文翻译成因为用的是“本能”，而在法文中是“冲动”，是纯粹的动物本能。拉康在这里是要区分无意识和本能。

法文：ics(unconscience)    pulsion（冲动）                         instinct（本能）

德文：ubw       êtreparleur(讲者的存在，单数)         non-parleur（动物，复数）

 

语言是躯体性的，我不停的讲到这个。弗洛伊德说的这个冲动在翻译中意思就完全搅混了。拉康做了一个区分，无意识是讲话的存在，本能是动物的。这时就相当于拉康给了一个关于本能的定义，本能仍然是一个知识，因为动物知道它如何生活（如动物出生后就能走，人要学才会走）。人并不知道为了生活应该怎么做，他没有动物的知识，但他有另外的知识即无意识的知识。这知识相对于动物来说，它恰恰是把自己和世界放在一个冲突上。

我回答你的问题，拉康说我们不能确定动物就有一个本能。不是它们对我们讲的，是我们为它们想的，很可能是我们错了。我们假设在一个特定的情景之间它们总有特定的回忆，动物知道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但我们不知道，我们是通过文化知道的，不是通过本能。动物知道什么时期是繁殖期，我们不能，我们是和文化一起的，我们是有婚姻规则的，因为说者的存在是没有动物的知识，语言的知识是无意识的。

 

看录象，听声音。

 

你们是否还稍微有点勇气继续这个训练，如果这样我们就会走得非常慢，如同你们在学习一个与自己的语言完全不同的语言，因此同时还有一个法语翻译成中文的问题。必须沿着翻译这条道路往前走，这种情况下你就必须去掉这个翻译，直接读拉康的语言，这两个运作实际是一个运作，如同我们看到的这个翻译的问题（指冲动）。把二者结合到一起完全不能对应拉康所说的。对你们来说翻译就成了你们最好的练习，因为法语和汉语中的差异就强制的破碎了你们的头脑，由此才找到一个合适的中文词放在法语里。这时，字典不能给你们回答，如我们看到一个词“存在”，通过翻译就逐渐进入拉康的语言中，这是个巨大的努力。但最后你们学会得到一个结果。每次区分理解都会在你们的精神中运作。别忘了我开始讲的，拉康不是对分析家讲的，是对没有分析经历的人讲的，更一般地说是对着没有分析经历的、但试图通过话语实践获得一些分析经历的人讲的。拉康让读者的理性变得软弱，在这个地方读者有个选择要做，或者你不知道拉康说的是什么，正是这样他们不理解，或有人假设拉康说什么，这时他就面对他的不理解性，也就是说拉康的文本使他进入工作。这工作与分析者做的工作有相同的本质，如分析者面对他的梦，他不理解。如果他假设这梦有一个意义，他就处在对梦的意义的寻思中（对他来说是有意义的东西）。这是拉康的风格，是根据分析的工作做出来的。你们是否有勇气翻译它，尽管你们还不理解，你们可以重新以一个群体聚在一起，直面于一小段你们翻译的东西。

 

我想跳到第6段，拉康想重新做一个区分。他讲到了语言学（是一个科学的分支），是索绪尔，雅各布森等其他人建立的，是相对于其它科学之间的一个科学，可以像其他学科那样在学校里讲授。拉康讲的语言学仍然是他发明的新词，是一种行动，是准备以语言学的名义干预到人中间去。拉康说他并不是做语言学的，并不是语言学者，但他稍做点语言学的事，在一个言说的实践的范围内。因此他很重视人们在语言学中寻找的东西，他在这个转换过程中，他就定义了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在语言学家中有一个困难（一般语言学家），普通语言学的对象是什么？是人们在这世界中所有被讲的言语的整体，还是我们叫做语言的东西（在西文中语言是个抽象的东西，言语是个具体的东西，如法语）？我跟你们一样学到了一些东西，因为我试图让你们理解这两词间的差异。这时没有两个中文词来对应。因此，霍大同不得不给你们解释了半天，我想知道，霍大同用了什么词。我想理解翻译的困难在哪里。否则我一直讲，他一直译，但有些东西并没有从我这里到你们那儿，所以我们必须停留在那里。这感觉太痛苦，但没有办法，我们都不能回避。另一种情况是通过英文，你我都讲英文。正是这个东西使那个事情不能完全弄懂。如试图用英文交流，就会付出一个代价，这个代价是大家所用的概念必须是一样的，但有在英中的距离和英法中的距离，有趣的东西是通过这个距离传递过去的。因此只有这个解决方法（现在的方法）而没有其他的办法了。现在所做的是非常精神分析化的工作，通过英语做的事情是完全给了意义的特权，这时我们就失掉了中文和法文的能指。当我们做这个的时候，就有语言能指的相撞，在冲击中工作。这个工作是在能指的冲突（冲击）上做的，这个冲击是足够的。我不认为是你们在正确的思考。正是能指的冲突产生了所指，这个产生意义是你们的。这样精神分析仅建立在能指上。你们从汉语的能指出发做你们的思考，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发生什么事了。几年以后就会有中国的理论家出来。你们将会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方法，在于你们穿透了能指的水平，准确来说是翻译。在法国我和许多人一起做了一个工作，即将拉康在讨论班讲的变成文字，在那里没有翻译的问题，是从法语到法语，有一个词叫转写，即将话语变成文字。这个行动假设了我们有一个听到的东西的阅读,法语的言语中每个词都有不同的意义，就必须选择拉康用的是哪个意义。拉康的风格是在好几个意义用一个词，即使转写不可能，就必须有多个注解。还有个问题是断句，在不同的地方断句其意义就完全不同，因此就不可能做个仅有的、好的转写。在翻译中转写有几个问题，在话语的转写中也有几个问题。对话语的转写实际是为了研究这个人而做的。为了很好的转写就要不断的听录音带，以便于他更好的听懂了。你们在翻译中也要这样。对我们来说更困难，但也更有意思。这不是有没有一个好的翻译的问题，而是直面于那个能指。因转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却能感觉到这个词是如何连接的。这种东西对一个精神分析家来说就是最好的准备，因为精神分析家在他的世界中直面于他的分析者的能指，也直面于那些梦的秘密，更进一步说是他症状的秘密。在翻译中，我们获得的经验更接近于他自己做的工作。

拉康给了一个词(lalangue：暂译为呀呀言语)，它定义了语言科学的研究对象，它既不是所有的言语，也不是抽象的语言。当说某一个东西时就要加上一个阴性或阳性的词，如把la(阴性)与langue连在一起就是(la langue)。“la”用中国话说成“这个或那个”都不合适，教授说：那你们怎么说人?回答说：我们就直接说人。

语言： la langue

言语：parole

对索绪尔而言，要么是一个语言，要么是所有的言语。拉康当时不说一个语言或所有言语，而是说呀呀言语lalangue。他不对不同言语作一个区分，每个人最初讲的不是与其他人有区分的言语，而就是讲呀呀言语。拉康说普遍的语言学的对象时是不可能的，因为语言家研究时排除了讲的主体。没有讲的主体，言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通过索绪尔的概念不得不有这个区分：有一个语言，也有一个不同的人讲话的言语。通过显示言语是我们讲的言语，是讲者的存在在说。语言研究的对象运用于讲话的主体时,语言学就再也不是科学了。为此他们的研究是不可能的。语言是人讲的事实，他这时就假设了一个主体，这时语言就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索绪尔的语言学就导致了这个区分。言语是法语、英语和阿拉伯语等等，言说执行了（实现）语言。这个语言（对索绪尔来说）是某个特定语言结构系统。拉康重新考虑了整个语言学研究对象的问题。事实上，在所有这些区分的后面，每个人都不讲一个言语，一个言语是我们在学校里学的，在这之前是处在”lalangue”之中的。

 

我提议,你们为了翻译“lalangue”就要把语言和言语合在一起。这个差异是视觉的，但拉康还是在听(耳)方面做个区分，你们是否注意到每个婴儿都能发所有的辅音，然后他们逐渐注意人们讲的语素，婴儿要做的就是区分语素间的差异（即能指的差异）。”lalangue”就类似我们的”呀呀学语”，如果没有这个词”lalangue”,你们就不能抓住拉康所说的。你将看到翻译让你发明一些新词，类似拉康发明的法语，拉康想说的就传过来了。也许你们还不明白,不很懂，但必须有个翻译在转折中运作。你们也不要相信在法国的精神分析家对”lalangue”有一个清楚的认识，重要的是”呀呀学语”区分于语言、言语。这时就有三个中文词了，你们就可以造你们的意义了

 

下午讨论   10/2/2002

翻译：霍大同

 

问题一：“存在”与“实在”之间在哲学的概念上相互包含，但今天上午讲的这两者间相互包含了吗？哲学的“存在”就包括了所有的一切。

回答：没有。对于哲学来说，“存在”就没有一个比它更宽的词。对哲学来说“存在”的概念指所有“在”的整体，哲学的概念是某一个东西不在存在中那就不存在，亚里士多德差不多就说过这些话。如果有人说有一个东西存在于存在之外，那么他的话就如同疯子，是植物。人就必须接受那个原理，存在的就不是不存在的，不能同时说他在同时又说他又不在，讲这种话的人是植物。当时结束讨论说亚里士多德认为那些进入矛盾之间的人是分析者。存在是存在于思想中的一种表象。在这个存在中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话语，思想能成为一个存在的表象是因为这个话语和思想代表它的存在。这时就有一个切口将它切开成思想和事物。同样，我们说灵魂在这边，那边是身体，身体被灵魂化，因此它有思想。

 

肉体/灵魂      存在/逻各斯    事物/思想

 

在整个西方，形而上学哲学都讲这个切口，尤其是在精神分析存在后许多哲学家都在思考，讨论这个切口问题。拉康带着这三个概念（实在、想象和象征)读弗洛伊德，拉康带着的是三点结，而不是切口形成的相应的对子(把思想切成想象和象征)。实在中没有切口，它逃避了人类的知识，因此它并不是存在，我们对它就不能说任何事。如果对它说事情，就带到了想象，就.回到了哲学现实。通过象征想象实在，现实就具有实在的部分。拉康在做存在和实在的区分时，“存在”是话语说，那些没有被命名的东西不是存在，即如果他不能自我命名那就不是存在，如动物。动物能够成为存在是因为我们为它们命名了，但它是实在。在存在与实在中有一个差别，因此就让精神分析离开了哲学。

 

问题二：通过象征想象实在是什么意思？

回答：这些并不是一个存在的概念。想象和象征都不是存在。但不能说没有象征就没有想象，象征从本意上说并不是言语，而是一个切口，使我们有语言。这个切口产生了差异，拉康讲母亲的在场和缺席的交替产生一个切口，在这里才有一个差异，这就是象征。

 

问题三：拉康讲的象征除了个体差异外是没有规则的，仅仅是差异的表达，但对于成人来说，象征在文化水平上是有规则的。怎么理解？

回答：不在文化水平上，文化在现实水平上的。穿过象征我们到达实在，这象征实际上是“呀呀言语”。通过切口，实在的东西就到达想象，形成图像。哲学混淆了语言和图像。正是这样，拉康才说“通过象征我们才能思考”。这个东西是弗洛伊德发现的，如梦的图像被意识到，但梦本身是无意识的语言。图像是我想像的，是无意识结构让我做了个梦，是能指的差异导致了一个梦。拉康在阅读弗洛伊德的时候怎样回到弗洛伊德的？弗洛伊德没有这个三点结，但拉康用了三点结来读弗洛伊德，但并没有说一个与弗洛伊德不一样的东西，而是用一个更简单的方法来说，更深、更普遍、更少的想象，并且更少地依赖于文化。拉康说弗洛伊德发现的东西并不在哲学中，而是离开了哲学。

 

问题四：拉康如何用三点结来读弗洛伊德的理论？

回答：拉康没有读弗洛伊德的理论，他是根据精神分析的经验来读弗洛伊德，他并不想找到关于弗洛伊德理论的翻译。对他来说，用另一种方法来说与弗洛伊德同样的话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的兴趣在于通过三点结把弗洛伊德的真理展现开来。拉康说弗洛伊德并不是在理论水平上，而是他在实践中说弗洛伊德的真理。如果我们始终停在书中，就要做个翻译，要么用同样的方法说同样的事，要么用哲学的方法讨论精神分析。

 

问题五：“呀呀学语”是人人都要说的，拉康说“nero ”新创文字，没有任何逻辑性，这是不是精神病的逻辑？拉康是不是在精神病的逻辑上比弗洛伊德更深入地讨论无意识？

 

回答：这是个很好的理解。我认为不要把这个东西太快地分开。弗洛伊德仍然追溯了分裂症的谵语，更正确地说是拉康做的。精神病患者的逻辑能允许我们进入无意识的逻辑，一个谵语仍然是一个构成。同样，一个神经症的症状也是一个构成。在神经症倒错和精神病之间，弗洛伊德在这上面建立一个东西，但他建立的区分在拉康那里失去了意义。因为神经症和精神病的构成是不同的，但两个都来自于同样的结构。在小汉斯德望案例那里看到，当小汉斯面对母亲欲望时没有一个隐喻的堤坝。精神分裂症面对同样的事，却不能实现去构造一个缺失的隐喻，但小汉斯能将母亲的愿望放在堤坝下。精神分裂症的焦虑投向所有的东西，谵语是对所有的东西，而焦虑症是定在某一个地点的。小汉斯怕马是肯定的，通过这个运作他成功地做了两件事：他知道害怕是从马那来，马不在的时候他可以出门。但他误会了，他的害怕不是来自马。我们所做的是让他理解这个害怕不是来自马，他的症状来自于于他不能满足他想象的母亲的欲望；另外一方面他不能放弃对那个想象的欲望的满足。他做的事就是：1，给害怕定位2，他就能对别人讲“我能讲述我的害怕”。神经症是能对别人讲的，所以他们就能看分析家。对于精神病，他们就从未到达堤坝，他仅仅对其他人讲“我认为所有人都在反对我”，因此就没有对他者的请求。他者是危险的，他对任何人都没有信任。因此弗洛伊德在神经症和精神病之间构了一个堤坝。二者之间确实有个差别。我在公开演讲时说，并不是精神病不能与社会相处，因为有许多人在社会中生活可以不见任何人。我在工作的时候并没有见到一个真正的人，我们都避免真正的相遇。一个真正的相遇在某种程度有一个性的维度，他者总想做些什么事，我们对他者是很敏感的。精神病患者则太敏感。如果我们用结构来看这个东西，在神经症与精神病之间没有一个“是”的差别，仅仅是“位置上”的差别。正是这样，分析前的准备是重要的，预先的见面不能通过互联网，因为要看这个人的请求（包括他的身体，请求方式）。这时你有一个很大的责任，是你说“可以”或“不让你做分析”。你必须为看你的人展示后面的东西，一个请求有可能使得做分析的愿望变形，使他不能脱离那个包裹他的东西（指精神病）。如果一个人让他躺在沙发上，那么谵语就有可能发展。正因为如此，分析前的准备非常重要，第一次分析前的会见是重要的。在这，移情得以建立。一个精神病患者没有移情，不能接受分析，尽管在拉康那儿，神经症与精神病是一回事。但在拉康之后，我说与精神病患者间有个移情，并不是习惯上的与神经症分析中遇到的移情连在一起的。精神病患者的移情是颠倒的，是分析家转移了某种东西给他，是你支持了一个他不能支持的请求。有些分析家就这样与精神病患者做分析。这是一个奇遇，是一个与精神分析感觉不到的奇遇。这时他非常积极，对精神病人讲他自己的梦，因这个精神病人也在那儿，分析家在这唤起他的无意识。我不是说每个分析家都要到那儿去，有一个决定是我们是否知道我们能和那个患者到那个地方去，这种决定与你对神经症患者做的决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问题六：顺着教授的思路，精神病和妄想症是否能把无意义的东西在无意识中赋予一个意义？因为把无意识的东西赋予声音意义是人的基本起点（拉康说：人总是要把无意义的东西赋予意义），因为有了这个起点，我们就患病，就说话。

回答：完全是这样的。你已经完全进入了拉康。我忘记了翻译拉康的句子：知识就是妄想狂。科学并不是从一个确定性角度来说的知识，所有的知识都是临时的，这就是科学的知识，科学的临时性确定的点，就是妄想赖于支撑的点。科学给了妄想狂一个可以抓住的点。

 

 

问题七：我们能达到的状态是不是有意义的意识间和无意义的无意识之间达到一个自由的游戏的状态？精神分析家的倾听就是在这样一个游戏中倾听？用另一种语言表达是分析家的悬浮注意（你不会固着在某种价值观、某个理论上、过去的经验和一个期待上），这个时候意识和无意识都有个开放性？

 

回答：对。但是有个危险，你注意不要掉下去。是一个耳朵的、一个没有区别性的方面，在开始必须是完全打开的（如你所说的）。根据分析往前走，这时个案将形成。这时分析家还有个责任来驾驭治疗：一方面你必须开放，另一面你不能让那些东西走掉了，否则分析者会走很远。在这点上拉康的很多弟子都掉进去了。他们完全系统化地不说任何事情，尽管这时移情不断往上走，但分析者没分析任何东西。在某个时候他疲倦了，移情就掉下去了，因此分析者走了。并不是这样我们就成了一个分析家，我们成为分析家就必须要对结束有一个结束。更容易说的是，他躺在椅子上，你坐在沙发上。但对我来说，一方面你当然要让他做出个选择（这个选择不是意愿做的），他讲话，能指在流动，你要跟着能指走，能指来时就逐渐指出一个逻辑。分析者与分析家的差别是在分析前，分析家有个假设：通过分析后能定位这个逻辑，而这是通过听来做向导的。这时，我们并不是强制性的，因为这个逻辑有个线索，他会跟着逻辑走。正是这样，精神分析是从来不能停止学习的职业。谈这些是给我们一点启示，让我们重新定位，引导他的倾听，也是准备他的解释。但必须知道，每个都是不一样的，都是唯一的。每个人都可以重新做一个无意识的选择，因为选择是无意识的，所以分析是困难的。我们不是为了选择而是要把他带到选择的某一点（如梦），如果让他自由地走，那么我们就错过了及时的解释。

能指那一点实际上是一个十字口，能指始终有个差异性。如果我说梦是一个诗，是因为每个诗都包含着一个歧义，正是这样我称无意识的选择为十字口。如果我们能让分析者意识到他的话语，这话语能表达、能让分析者理解到话语和梦有个歧异性，是因为他在与分析家一起工作。所有社会的东西都是悬置起来，如果对分析者说改变他的战略、丢掉他的症状，分析家就要有个积极点的开放，但这个很困难。你虽然积极，但并没有一个理论让你更有积极性，而是与分析者一起构成一个个案。分析就是分析者与分析家构成一个个案。分析不是解释什么，而是在无意识中构成的。

                                                       (居飞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