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讲

  一   关于马克思和拉康：

   我只听了四次，都是讲拉康。虽然对他的大他和小他等不理解，但仍觉得很有兴趣。以前读过马克思，觉得马克思很厉害。可是看到拉康，感觉拉康的理论更严密，受益匪浅。或者说拉康是一个小孩子式的思维，而马克思从人格来说更完美。

 

二   关于学精神分析的目的、作用和意义：

是为了自己达到某种状态，同时也为了使别人达到某种状态，即也是为了别人。来做分析之前是为了发现症状，但现在也仍然与症状同在。从分析者到分析师，这个人在什么方面发生了变化？

另外，分析之前的预期会阻碍分析吗？

 

三   能指、语言和无意识在象征层次中如何发生？怎样区分？

   当小孩子在发出“啊”的时候，那一刻就产生了差异，能指就产生。

   当去弄懂“啊”的时候就已经是在文化层面而不是象征层面。

   “啊”“哦”是怎么和母亲的缺失联系在一起的？母亲的缺失是孩子经历到的某种实在的东西，如果他没有这个经历，他就没有欲望。

   讲一个故事，在一个夏天，母亲把一件T-Shirt放在床上，上面有奶的味道。孩子拿到了这件衣服，他一下子把它套上，然后又拉下来，再套上，再拉下来，不断的重复这个动作，陶醉在满头大汗中，这里面有一种享乐。

   孩子的第一声啼哭，是单质，为1，后来Fort —da的“啊”和“哦”已经是一种对称，应为2。

 

四   Cornaz教授那天讲了一个图，其中有一部分是S       a’，后来我在梦中梦见Cornaz教授一直在画一条S通往a’的实线，而不是上课时讲的虚线。

     客体和石祖之间的关系是？

     马为父亲能指，代表小汉斯的无意识，弗洛伊德用眼睛在听。

     母亲的乳房掉下去了，父亲的石祖上来了；发出声音的客体掉下去了，能指就上来了。

 

五   如何判定一个精神分析家水平的高低，因为既没有治愈，也不是科学或哲学。

   分析者可以做两次，在不同的分析师那里，你觉得其中的某一个高。但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觉得比另一个要低。

   或者收钱水平的高低可以反映出一些。

 

六   在医院里，癔症患者可用暗示等疗法来治愈。但精神分析又说是不可治愈的，怎么看待这个。

 

七   精神分析是一种实践，在分析中，分析师会用全新的眼睛来对待每一个来者，这和分析师过去的经验有没有什么关系？

    从意识理性角度出发，是有经验的影响的。前面所讲的是从无意识角度出发的一种状态。

L图式，通过分析师的不断切割，moi到达无意识主体的位置。

 

八   在IPA那里，分析结束是分析者对分析家本人的强大认同，为什么不认同自己或其他人，究竟是认同哪一个？

 

九   分析者是从规则语言中被拉出来而回到个人语言中去，这把精神分析与佛教等拉开来，但是拉出来后又会是到哪里？

 

十   哲学中的能指、所指和精神分析中的能指、所指的区分在哪里?

     索绪尔：能指指词的物质性部分，即声音，而所指是指词的意义。

     拉康：能指只是声音，没有所指。在哲学上有点类似于德里达的能指概念。

 

十一  精神分析只是把身体的东西放到外面去，但从满足欲望的角度来说，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

 

十二  欲望在用话语说出来后心里就舒服了，为什么？

     语言是精神分析的载体，症状是由话语构成的，是个隐喻，语言就是人本身。

     注意：区分语言和言语，无意识象语言那样构成，但不是言语。

 

十三  什么是精神分析，为什么不同的语言中的很多人，说的话不一样，但本质是一样？

 

十四  关于分析师的打断，移情是建立在横线上（自我和小他）还是在斜线（主体和小他）上。

     句子的意义在打断的时候呈现出来了。

 

十五  （霍老师）关于能指和所指的翻译该讨论一下。我觉得比较合适的是用中文的爻去翻译拉康的概念。爻有阴爻和阳爻，阴爻的中间是虚线，阳爻是实线，爻，代表差异性（爻者：效也）。

     拉康的能指概念的翻译在中文中主要是依照公孙龙子《指物论》中的名实关系而翻译的。但是由于中文能区分能指和所指，英文和法文则不能，所以拉康的能指概念和索绪尔的能指是一个词。但是拉康的能指本义是不同于索绪尔的，是无所指的能指，仅仅是一个把象征和实在区分开来的差异性单位。翻译起来更类似于中文中的“爻”，而不是能指，因为对能指的理解总是好象有个指向的东西，《指物论》中的能指本义也比较类似于索绪尔的概念。

     是爻，这个字的两个部分相依相倚。

Cornaz教授：什么是精神分析，什么是让我有兴趣的。我觉得整个讨论都是围绕着这个。每个人都试图是说它，每个人从其自己的经历来说。对某些人而言，他们的经验并不是精神分析的经验。正是这样，精神分析允许这些经验提出这些问题。这时他就面对自己内心深处的经验，而这种经验经常带有宗教性。对那些处在分析中的人来说，他们还不能更好的说这个经历，但他们讲时稍有些不一样。他们感到在他们生活中有一个间隔，讲话行动本身和所说的问题有间隔，这个间隔是某个东西不能被关起来。正是这样一些人开始了分析，另一些人不愿意开始。你们讲的正是这个，而正是这个允许我说。精神分析的问题在你们小组中提出来，这证明你们在走你们自己的路。

 

 

下午讨论 10/04/2002 

翻译：霍大同

  

霍老师：今天我们讨论一些我们的问题，怎样成为一个分析家？现在我们只有一个小组，一个属于欧洲精神分析的小组，还没象IPA那样的制度化。我们是在99年建立这个中心的，但小组成员不能确立，我现在的标准是研究生以上，但有些人确实很想进来。IPA和欧洲都有他们自己的一套，随着我们队伍的壮大，我们这个队伍如何立规？我们不想追随IPA，也不想和欧洲有同一传统，那我们应该怎么做？这里想听听Cornaz先生的意见。

 

教授：讨论有三个要点，一是对拉康来说，他为什么建立那个“pass”制度？二是通过制度如何在他的学校里运转？三是这个通过制度在其学会中是如何搞起来的？这个制度是为了回应2、3年前提出的、关于拉康学校建立的问题，必须知道的是那时代的情况。当他被IPA开除后就建立了他的学校。在建校时是在分析家自己管自己之前，因为当时所有分析家（包括拉康本人）都把他开除出IPA。为了建立一个学校，他只能自己管自己，因此就有了那句话“分析家自己管自己”，任何人都不能把我称为分析家，“我是一个分析家”不是某人命名的，“我是分析家”是我自己决定我是。这个基本区分IPA分析学家和拉康派。但尽管有了这个后，仍然没有解决提出的问题，因此2-3年后他就建立这个“通过制”。当此建议提出后被其学校大部分成员拒绝，因为在他们学校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还要大家的讨论，所以拉康面对着一个冲突。必须要说的是拉康的位置，有人追随他，他们具有与拉康同样的危险。在追随者中，有一个部分想让IPA接受他们，同时利用另外一个。

 

另一个方面，当拉康说“通过制”，时，10年后终止了这个“通过制”。他说这是在他学校里的一个失败。他分析了失败的原因，首先，他说学校的某些成员具有一些特权。我们回到“通过制”的精神，它涉及的是一个找到的方式。这个方式是对于自己管自己的人，他们具有一个分析家的位置，而这些人能说。为什么这个决定并不是简单的语言事实？为了表示分析结束后他能处在分析家的位置上，分析家的权利被拉康看成是一个简单事实的运动，即分析者的意愿推动他成为分析家，这并不涉及社会性的后果。分析者能走这一步即从分析者成为分析家，它仅涉及一个简单的事实。对拉康来说，学校不能命名分析者，我们不能命名某个人是分析家，一个学校能提供一个制度（一个设置）。在这时，想成为分析家的那个人就可以在其他分析家眼里、耳朵边说他自己个人的理由。这时问题不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而是分析性的问题。他向学校说自己的观点时，学员能说他听到了或是没听到，通过分析者到分析家转换这一步，一个或几个人听，然后作出判断。这个判断者并不能命名分析家，他仅仅回答一个问题：要想通过“通过制”的这个人能否通过或不足通过。他总强调搞一个设置，但不讲设置的历史，因为拉康认为是一个失败。拉康的精神是使某一个人从分析者到分析家的过程中找到一个证据，但并不是命名，由此他建立“通过制”。他希望通过者叫“passer”，是动词转为动名词，在语法上分析和分析者同义。

 

我说具体点。在他学校里，这事是怎么发生的。由于拉康创建弗洛伊德学院遇到一些不可能性，由此拉康说是失败。在他学院里，通过者没有一个对判断者成员的说法，只有他们自己才能说。在他们之间有一些渡者，这些人是一些处在分析要结束的阶段的分析者。分析者是那些被分析家们觉得他们可以成为渡者的那些人（这种指定是登录在分析中的）。分析家觉得分析者处于结束的时候，这时他就可能成为渡者。在他学院里，分析者不知道他被指定了，学院收到许多由分析家指定的名字，这些名字被秘密收集。当一个分析者请求通过的时候，他就跟学校的秘书讲，这时秘书就做一个抽签，将所有的名字写成条子，然后随意抽两个。这两个就被学院认为是渡者。这时学院就通知他们已经是渡者了，而之前他们是不知道的。这意味着什么。正是这样，它属于分析过程，在这时分析者才听到分析家对他的意见，同时分析者知道有些分析者决定成为分析家。这时人们要求他们听，这时通过者与渡者才有接触，但是是分别接触。通过者跟渡者讲，他试图去讲他为什么要通过的理由，即为什么他想成为一个分析家。这时渡者听，这样会持续好几次，这个接触没有一个定义，仅仅是分开的两个渡者充分听通过者的话，然后通知秘书。这时秘书才把判断者召集起来，确定多久渡者才到这些判断者这里来，分别讲他们所听到的关于通过者所说的东西。这时判断者的唯一基础就是他们的话。拉康当时的精神是通过者的话语能通过两个渡者而进入判断者那里，这就是“通过制”。当判断者听了之后说“可以”，那么渡者就帮助了通过者从分析者的位置到了分析家的位置的转变。他强调说，因为没有命名的问题，也就没有拒绝的问题。判断在于他们是否听到，如果没有听到，不能说是通过者不是分析家，而仅说通过者未被听见。这是拉康的设置的基本精神。他想寻找一个可能性，使之成为分析家的地点。对他来说，通过地点也是教育的地点，不仅是一个对于渡者的教育，也是对所有学员的教育。这些判断者收集了通过者穿过渡者的话语的同时也允许他们发展了理论。如果我们带着临床材料的方面，我们就能知道这个转换是怎样发生的，因此它是是一个临床的材料（关于分析结束的），它是一个证据，说明通过者已经足够被理论化，所有人都参与了这个工作。首先，渡者要听，通过者说了很多，他面对一个他自己对自己提出的问题，因此这时判断者做了一个教育（通过所听到的）。“通过制”的失败是判断者从来没有说他们听到了什么。二是因为通过被直接理解为命名，在这拉康做了批评。因为在他学院里，他预计了两种地位（关于学员）。

 

学院解散后，情势就复杂了，我不得不简单化。首先就有一个学院被Miller建立（原来叫弗洛伊德事业学院），现在变成了“精神分析世界联合学会”。他们有一个野心要替代IPA，所以就有国际性的分布，也许哪天也有中国的分布。必须说，Miller接受了拉康的精神遗产（拉康让他汇集文本），他把拉康的档案全部整理，因为整个档案中有一些笔记（在讨论班做的）。相对着Miller 的学院，还有两个拉康的群体，其中有一个同意Miller 的意见。拉康的学院解散了，但另一群人说拉康的学校解散是不充分的，他们常说拉康老了、病了，但不能因此说着这个学校再也不存在，所以对拉康提出控诉（为了学校能继续下去）。但是最后行不通而败诉。这群人就建立了好几个学会，其中有名的是多伦多建立的学会，至于同意解散的那群人中，这一群人（既不同意Miller，也不同意多伦多）不知道怎么办了。吉布尔和科纳日就在这一群人中。他们思考弗洛伊德学院发生的事情，尤其是“通过制”。

 

最开始是怎样开始的呢？80年2月（拉康在81年9月死的），当拉康还的时候，Miller的学院已经建立。在80年代时在法国就有许多分析学家是没有学院的。这些人聚集在一起，不是想建立一个学院，而是思考那个失败，这个学院是怎么开始的？他们有一个杂志“Lidohala”，刚开始就有许多人，通过这个杂志，聚会，他们想建立某些东西，最后他们就建立了“拉康派学院”，这是第一次人们用拉康的名字来命名学院。拉康的学校是用弗洛伊德的名字来命名的。事实上，拉康名字出现后给所有感觉是他们不是拉康派的，总觉得这些人好像疯了。为什么用拉康的名字？是在于他们不做拉康同样的事情。如果我们跟拉康一样，那么我们应该建立弗洛伊德学院。因此有许多人不追随这个学院，所以他们建立了不同群体。这群体在某时刻看到了Miller学院变大了，就说，我们必须重新组织，就这样建立了“欧洲精神分析联合会”。但它既不是学院，也不是学会，而是一个群体的联合。他们仍保持着原来群体的差异。这个“欧洲精神分析联合中会”是Miller学院的分析学家想做的国际性的东西。

 

拉康学院的制度是拉康希望的，但有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说，该学院建立时只有一个学员的地位。这时有一个区分在成员地位和通过者成员之间，他们仍做的是“学院不命名分析家”，所做的是怎么进入拉康学院。进入拉康学院仅在于你有一个请求，我们就组织一个会面（在提出者和学院之间）。成员聚会时，有人说，现在有人请求进入。这样会后大家就不走，在听。这时他就面对所有成员说他想说的（为什么想进学院）。在场的成员都向他提问，是一些直接的问题，为了让请求者知道处于什么位置上。这些人就说学院是工作地点，而不是能给你文凭的地方，也不是一个俱乐部。请求者如果进来了应该知道他是什么状态——不是一个请求分析的位置，这个目的是让他知道为什么和我们一起工作。在讨论的某时刻我们提了这个问题，最后组织者问，这样子你是否还愿意来？若是愿意，则可成为成员。所以是他而不是我们决定。或许他会说再等某一时刻，但我们从不问你是否是分析家。在那里，你可能不实践，如同拉康学院，因为学院成员与分析家是不同的。那些分析家能请求一个通过，那些想向公众说是分析家的人想请求一个通过（自己是分析家了才请求通过），仅有差别在于他们学院中有“通过制”。判断者同时也是通过抽签来决定的，因为拉康批评说那些人不是判断者之前已经处于判断者的地位了。他们在学院里是贵族，比他人有更高的地位。所以是抽签决定判断者，因为不能让不是分析家的人成为判断者。因此就必须在分析家后头抽签，判断者的抽签是那些被渡者指定的分析家来决定的。他的名字也在秘书那里被框起。对每一个通过者，都有一个判断者。因此“通过制”就由另一个制度进行。

 

我与吉布尔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个讨论。有一天，吉布尔说，我邀请你当我的渡者。首先，吉布尔已经不是年轻的分析家，“通过制”是一个分析者变成分析家的制度。在他们学院中是不公开讲的，判断者不知道通过者的名字，也不需要知道。当吉布尔说时我就和他讨论什么是通过。吉布尔的解释让我感兴趣，他解释，在某个时刻是不属于任何学院的（他当时是不属于任何学派的）。吉布尔是弗洛伊德事业学院解散后的分析家。要让通过发生，则需要一个学院，但我并不寻求我被某一个研究所认可。对我来说，在本质上，通过是一个过渡，过渡到工作。这时我得发明一个设置，某个人想通过，也就是说（面对一个判断者的状态），向公众表达他生活在有分析的东西中间，这种想成为分析家的欲望能传递某种东西。因此他要请一些渡者，他就跟渡者讲他想讲的。吉布尔邀请我听ABINBON讲那些东西，并且吉布尔邀请ABINBON听他说。还有一次是吉布尔在一个群体中讲，第三次是吉布尔作为一个中介。这个设置就是一个传递，与刚才说的不一样，仅涉及分析家之间的设置，但必须有一种精神，是通过所要回答的问题，因为我们不能命名。所以分析家聚集在公众前要能保证这是精神分析。问题在于，对于年轻分析家来说，人们（同事）总说你是个分析家。我们必须知道，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不能有一个命名，但面对社会就必须有是或否的回答。是或否不能保证是一个分析家或阻挡某个人是分析家，Miller学院混淆了“通过制”与进入学院的制度。

 

问题一：某个人是分析家是因为他不是分析家？

回答：IPA用与大学同样的程序。拉康反对。对于IPA，你首先必须要有一个请求，是他人有给予你的权利。

 

问题二：在从分析者到分析家的过程中，如果判断者不统一，怎么办？还会有下次吗？

回答：这时判断者就讨论，最后说是否。如果否定了，也还是有下次的。

 

问题三：渡者是分析家吗？

回答：渡者是分析者，是那些处于分析结束阶段的人。在分析者成为分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已经结束了分析，准备象分析家那样工作。这里有三个人：渡者、判断者和通过者，通过者是开始进行分析实践的人。

 

问题四：为什么要设一个渡者？

回答：是拉康的创造，是为了说通过是真的。因为这个人请求，他听，然后话语传过去。拉康搞了一套言说的设置。要强调的是，判断者的判断不是通过者的话，而要透过不是分析家的人的话来判断。

 

问题五：中国是否需要外国的渡者？

回答：在我们学院有许多拉丁美洲的人，所以有美国和法国的许多渡者，但仍然是通过抽签来决定。有一个偶然性的游戏，当说NO的时候，不是说是渡者的问题，而是判断者没说，即表示拒绝。通过不发生，不意味着对他的水平有任何评论，可能是一个很可笑的原因。但为什么，判断者又不说。要强调的是，分析家只管自己。拉康的标志就是分析家未被命名，“分析家只管自己”仅意味着通过者他自己的权利是对的。尽管是对的，但常不能被证明，因为这个权利不证明，我们不知道是还是不是，他就把事情放在另一边了。因为分析家自己管自己，所以他通过了，而不是通过决定他是分析家。所以他才跟渡者说他为什么自己管自己。如果判断者没有宣布，或他找的渡者没听到，或其他的原因，那就不能知道。判断者不是说不，而仅仅是他不说话。如果判断者说“是”，那么就是过了；如果说“不”，意味着他对此无话可说。

 

问题六：如果通过了可不可以再做分析？

回答：作为分析家总是可以再做分析的。

 

分析家自己管自己对于公众来说是不够的，因为公众要知道他是和谁一起做分析的，学院要说有个人是通过了的。年轻分析家是需要一个保证的。在我们国家中做分析，我们都不能逃避公众的问题，那怎么回答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就有一个行动，说明他已经处于分析家的地位了。在此，拉康的立场很难再坚持了。精神分析通过自己做的经验的传递面对公众，同时又要保持真正的分析未被玷污。这儿通过者要跟渡者一起，使判断者最后说一个“是”，而不是说要有许多文凭。文凭不是学院建立的基础，学院是建立在分析家的言说中的。要在公众与自身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点。

                                                     (居飞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