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讲
今天早上人稍微少一点，很有可能是一种教的东西理解起来很困难。我们思想的运行已经经过了几个比较困难的阶段，为了到达今天我们讲的东西，前几次讲座是作为一个序。
今天，我们讲欧洲科学事件，这事件是科学上是非常重要的阶段。为了理解精神分析的诞生，为了不失掉我们的目的，我总是考虑到我的想法，有时也许会岔开而讲了别的东西而似乎失掉了目的。因有两周讨论的时间，我们有时间做我们很少做的事情，我们可以非常详细化地讨论精神分析的史前和史后的事情。
我希望具体描述基督教的特征，神学（关于上帝的非常确定的话语）是非常丰富的，尽管是强调关于事物的一个方面。对于犹太人来说上帝是一个呼唤的破灭，而这种东西是与希腊敏感、细腻的思想是相对立的。这个对立通过一个解决方法而结束。正是这样，基督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严肃的宗教，仅仅是两个东西相遇的结果，是相遇而产生的新的东西。在两拼音文字（文化之间）之间，中东总是受到埃及的强大影响，及叙利亚文明的影响，希伯来民族是第一个说“我们是上帝的选民的”的民族。在这里非常重要的是，犹太民族是通过上帝在讲话，这些话在书中，书是最珍贵的东西，被保存在神庙里。希腊语是闪米特语言的分支，在希腊语中，《圣经》是书的意思。当时写书的文字不是字母文字，而差不多是音节文字。在他们看来，每个字母都是上帝的话，是真理的一个片断。这个民族可以通过他们的民族特征在其它民族之间做一个屏幕，为了解决这个真理的屏幕间隔，他们就说他们的话语是上帝在说，通过呈现真理而将屏幕去掉。
相同或稍晚些时候，希腊也在利用文字，希伯来的书也继续在书写，同时被希腊人读。在这种相遇中有一个拒绝，因此需要4、5个世纪。首先是基督教的东西被写成希腊文，再往西走，写成罗马文，拉丁文。相同的时候，罗马军队到了犹太人的地方，毁了他们的神庙。犹太人没有了土地，仅剩下书了，这样书就成了他们的国家。他们认为哪有书，哪儿就有上帝，哪儿就有他们的国家。问题是从那开始的，那时就有两个一神教，是一些犹太人忠实于传统（也就是犹太的一神教），他们在等上帝拯救。，基督教说，拯救者已经来临了，而犹太人始终在等待，因他不能确定能拯救者。
有些犹太人，他们能认识拯救者，就创造了不同的东西，相对于传统而进入了现代，同时推动了西方的文化。那些基督教徒说，他们宗教不同于一般的宗教，因为是由历史事件造成。尽管这事件是不可理解的，尽管这一事件说一个人可能是上帝，一个上帝可能是个人，这样一个看不见的变成了看得见的。你们从这可以看见那些看不见的，这时就可看到希腊人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这时西方人就处在一种矛盾中，要么跟追随理性道路，这道路对他们说，我们能通过符号抓住世界，穿越或利用这些符号可以理解存在的世界；另一边，宗教对信徒说，从看不见的到看得见的就有一个直接道路，不是理性的道路，而是一个相信的道路。相信的东西是理性不能解释的。基督教是建立在神秘主义基础上（即不能理解的），这是西方人的矛盾（能理性地理解一个非理性的东西）。这就是圣·奥古斯丁的步骤，但并不是一个非理性的，而仅仅是基督教的神秘性。就是神秘者在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发明，这种发明在人类上仅有一次，它覆盖了所有的事件和国家，这种紧张在基督教始终存在。
在理性和信仰之间，圣·奥古斯丁试图把二者联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在差不多一千年后这二者将分开。我们第二次讲这事，肯定比第一次理解的要好，尽管没讲圣·奥古斯丁的论证。有一历史时期叫基督教时代，这一时代是在智力上是相对平静的时代（霍附：西方一词modern有时称近代、现代，我们这里翻译成现代）。西方从16世纪到现在都称现代，之前的时代产生的新东西太少，因为它希望一个稳定的建立。在这差不多1千年历史中，尽管在许多国家、王国中有很多冲突，但基督教把所有国家集合在一起。所有的基督教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政治计划。这计划考虑的是死后的问题，因为在地球上的生活仅是一个过渡的阶段。人们希望可能在地球实现和平。在他们看来，所有的物质等世俗问题对他们信仰的目标来说都是次要的。他们都同意这个目标。有一天，这个同意不存在了，基督教时代被分开了，这时已经到达了16世纪，这就在于路德、卡尔文和其他人的改革。必须理解，当时在欧洲发生的战争，表达的是一个差别的本质，是一个自然的状态，在其他地方也可发生。这种所谓“自然状态”是一个野蛮、不尊重规则的东西，因为我们不是寻找其他人财富的所有权，人们在寻找被另一人威胁的真理。当时的问题在于：要么你同意我，要么我杀掉你。这个说法，就预先假定了一个超越人的生命的目的。当一个人处于超越人的生命的状态之中，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不遵循一切人类的规则。这也许是一种幻想主义（如果一个人追求一个超越的理想，他就认为有权毁掉一切与这个理想不符的东西，包括我们的城市村庄、人，而不遵守一切人类规则）。
这正是基督教教徒之间常常发生的事情，这样就导致一种内讧。作为一个结果，有一些基督教的变种，但这变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欧洲人那时意识到，人们为了绝对真理并不能和其他人分享它。这种观念接受起来非常困难，为什么我自己非常确定它是真理而别人不这样觉得？为什么一个人通过他的灵魂是一个正直不邪恶的人，而他人却完全感觉不到？人们试图说服他人，这种改革是战前的改革。这时，存在一种经历（即不可能说服他人在自己看来是真理的东西），这经历是相互的，其他人也是这样讲。当时人们很难理解“上帝给我一个真理而其他人不能接受”，就是这种不可能性唤起了人们内心的东西，比基督教神秘主义唤起的东西更强烈。尽管一个神不能说，但能吸引很多人。当我们开始试图理解的时候我们开始了提问。神学的进步导致宗教的改革，它让我们处于同样的紧张中（在理性与信仰之间）。理性仍然存在天主教、新教中，它能理解相同的神秘主义，因为它涉及信仰的神秘性。这种宗教改革的讨论引起了战争，因为不可能这两种都是理性。两派都同意各自的观点，所以相互仇杀、引起战争。人们必须同意我们同意的那一点，而且这一点对两派都是本质的。当时发生的战争是“法拉第式”的战争，要说的是欧洲为现代性付出的代价，这代价是最后放弃了“法拉第式”战争，也同时是对基督教政治计划的放弃。人们再也不（通过死后的事情）来主宰地上的生活，再也不通过宗教理想来阻止地上的生活。如果做了就会发生战争。为了避免战争，宗教必须成为一个私人的事情而不是政治的事，所有人都可能拥有真理，而且每个人拥有的真理是不同的。唯一的解决方法是每人都保留自己的真理。如果每个人都保留自己的宗教真理，我们就不可能建立宏大的包括所有东西的真理。人类的共同生活（理想生活）就被处理生活的不同方式所替代。人们宣布一些基本规则，所有的人都有权利去选择生活，能思考所有他相信是正确的东西就叫宽容。我保留我的观念，同时接受他人有他人的观念。我可以通过讨论试图说服他人，但有一个界线，不能因为他与我们有不同的观念而杀掉他。
法国有一个名字代表着现代人的觉醒，他叫蒙田（MONTAIGNE），他一生中写了一本《Les Essais》（论文集）。他一个孤独的人，在战争时代生活。通过思考做了刚才这样的一个推理，他写的这个类似个人日记的东西反映的主题我们称之为现代性。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因此那个事件已构成了很多世纪的事件，因此仅有宽容是不够的。每个人都能想他们认为对的东西。从柏拉图那里出发的哲学家寻找着真理。他们不能接受一个东西完全是发散的，这时就强调哲学的再生，尽管神学还没有结束了，但神学时代本质上是完全结束了。因此所有问题就都提出来了。正是在那个时期，欧洲发明了印刷术，正是那个时期人们复制了那些寺庙、古代的书籍。复制者实际是基督教教士。我说过那不是复制所有的东西，他们在希腊、拉丁文中选择他们认为值得复制的东西进行复制。人们找出一些书，然后印刷出来，同时做了一个很巨大的翻译工作。为了阅读柏拉图，就要翻译成各种语言（德文、法文、荷兰语等），这个工作从16世纪开始。正是那些同意宽容的人在希腊文本中想寻找新思想，寻找一种所谓人性的东西，思考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时西方人开始通过自己来学习和思考，并不是通过在教育中学到的真理，而是通过自己精神来做判断。这些古老的文本构成人们思考的基础。因此这时人们突然理解到神学也是建立在希腊、拉丁的文本上，仅仅是对它的观念一个解释。人们开始理解神学是怎样构成的，人开始从神学退出，考虑他自身。这时有三个事情发生：文艺复兴，宽容以及科学。
我现在使用科学这个词。这词在拉丁语中是真正的知识的意思。但在现代性背景下，这个词成了一个独立思想的知识性的类型，也对应遵循完全独特的规则的人。如果没有刚才宗教的战争科学就不可能诞生，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科学让人们认识到，要生活下去就必须将世界分开，必须将圣·奥古斯丁的理性与神秘缠在一起的结打开。这时再次找到了希腊人首先已经感到的问题，但第二次感到这个问题上是用粗野的方法实现的。基督教的上帝是把所有的希腊的神拢在一起。如果这个上帝不能给一个真理，现代人就什么都没有，人们感觉到世界如同虚空，叫PASCAC危机，它充满了欧洲的世界。正是在这种情形下科学创造了出来，这种形势下科学创造是必须的。什么叫学者？现代学者不能对那个不能讲的世界讲话。在基督教理论中，自然界是一个哑的世界。在圣·奥古斯丁那儿，自然的美歌颂的仅仅是它的创造者。对于伽利略，星星的运动仅仅是一个自在的运动，是没有意义的。他并不认为那个星星在那个程度上能跟人们说话，他不试图破译星星传递的信息。他将世界分开来了，为了观察他用了一个天文望远镜，当他看月亮时并不是为了沉思自然，夸张点说他并没看见。他只是提问，智者不能再对自然界沉思，智者们是通过看来寻找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是他提出的。什么是伽利略提出的问题？当然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在看天，中国也是。当我们看天时我们是处在地上。这时我们并不思考我们赖以观察的点（点在运动），恰恰是星星在运动。我们看到星星在运动，而且是有规则的，我们能确定星星，它有一个中心，其他星星在围着他转。古代人对天的观察是很仔细的。天空的星星在运动，有些小星在闪烁，在迅速流动，这运动闪烁又好像是和其他不同的。人们试图理解这种星星的运动轨迹，因此计算、画图并预计，什么时候星星到达什么地方，如早看的启明星和晚看的长庚星都是金星（西方叫维纳斯，Venus）。
这时有一人有一非常独特的观点，哥白尼（copernicus）认为这个行星的运动在我们看来是特殊、不规的。因为我们在地球上看，地球在天空的中心，但不一定是宇宙的中心，很可能太阳是中心。我们每天看到太阳早东晚西，实际上太阳没动，是我们在动。尽管这运动是我们看到的，但并不是太阳产生的。哥白尼是一个15世纪的教士（你能看到基督教教士所想的问题还没有一个禁忌）。哥白尼不是一个学者，是个思想家。伽利略是个学者，一个现代人，伽利略再也不相信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伽利略不仅创造理论，他拿他的望远镜询问星星，哥白尼理论是不是真的。他放眼于世界，这时这世界并不是一个神圣的，而是可看的、可询问的。这时他不沉思而询问，他需要工具不断更精细地询问，没有工具就没有科学。因为科学不等于看世界，而是测度它。对世界的测度给了问题一个回答，问题是地球是绕着太阳转还是固定在某个位置上？他不涉及一个观念，而涉及到去证实真理。通过望远镜他将有一个答案，他用眼睛看。地球不动是不可能的，所以地球在动，因此哥白尼是正确的。哥白尼也是不正确的，因太阳也不是固定的地球在动，太阳也在转。哥白尼没说，伽利略也没有说，伽利略做的就是他创造了一个确定性，这确定性是他在观察天空的那一点不是一个定点，这是一个仅有的确定的事情。从那时开始，这一确定性都是不能抹去的。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我们不能忘记地球在转，他通过他的眼证实这点，是不可能抹掉的真理，并不是神学真理，如同上帝的真理。我们可以有新教、天主教的真理，但它不是一个科学理论。地球转动就是这样，没有人说地球不转。
什么是科学？科学是由确定性创造出来的方法。科学是在一个我们不知道的立场上产生的。伽利略观察天空时并不知道哥白尼对还是不对，他怀疑他，他接受一个确定性——地球在动。但哥白尼的理论不完全，没说的更多。而伽利略确定的仅仅是一个事情。你们需理解这一点，我们通过科学的确定性找理论，但科学不是这些理论，科学总是质疑这些理论。随着工具的越来越完善，我们就越来越建立了对的事物的确定性。在这个过程，总有一个人将小的确定性连在一起建立一个理论，而真正的科学是建立确定性的实践。19世纪末有些工具比以前的更完善，爱因斯坦提出了一个牛顿后的一些新的理论，如果用牛顿时代的工具看待世界，牛顿是对的。如果我们不用天文工具而只用眼睛看世界，那么牛顿的理论与我们看到的更接近。但我们在智力上知道爱因斯坦更正确、更有说服力。我们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科学建立了越来越细的事情，我们通过实例来解释世界。我们仍然是我们，我们看世界如同2000年前祖先看世界，我们获得了一个距离，这个距离是我们能感觉到的，通过科学知道的。
现在该讲笛卡尔了。他的东西对现代人是一个苏醒。他自己所写的东西最重要的一个词是“怀疑”，现代人的怀疑，他再也没有一个真理在他的口袋里。他在一个寻找真理的范围内怀疑。为什么说他是一个现代人？人们使用同样的词“哲学家”称柏拉图和笛卡尔，他二者共同之处就是有一个渴望真理的欲望。但在古代与现代哲学家间有一个大的区别：在古代，哲学是个实践的东西，哲学学校是一个生活的、伦理的学校（我相信，古代西方哲学家与古代中国哲学家相似。在中国，哲学家互相讨论生活、伦理的问题，但我认为中国哲学家讨论关于生活问题的更少）。如亚里斯多德的例子，亚里斯多德希望有一个包括整个世界的科学，他试图唤起一个反思——导致实践与理论的区分，赋予知识于价值，这价值与善的价值是不同的。我们能找到知识，但不一定能找到那个善。在中国古代真与善是连在一起的。我们能看到在希腊就有一个区分的东西的存在，在基督教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有一个真的善，也有个善的真。哲学希望通过真理的道路来寻找善。首先要确定的是什么是真，接下来是这个真如何将人带到善。这时笛卡尔还不在。笛卡尔是孤独自由的人，他当兵服役，有很长军队的时间。他不做事而仅思考，思考实事是不是真理。
有一个时刻，他相信我们获得的所有东西是真的，但不确定。我们能找到一个确定的名字，但是笛卡尔的确定与所寻找的相反，那个确定性是新的东西—一个科学刚触及的东西。从伽利略开始，确定性并不是给宗教一个理由，或给某个理论一个理由。笛卡尔寻找到的确定性是伽利略的那个确定性，是任何声音话语都不能抹去的确定性。所有他相信是真的东西都能通过一个话语放在一个疑问的位置上。这时笛卡尔做了一个决定。在欧洲，现代那些伟大的人物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有点疯狂。这是真相，是他们的疯狂使我们认为他们伟大。什么是疯狂，疯狂是在非常严格的意义上希望追溯一个逻辑直到尽头。我们之所以没有疯是因为在某一时刻我们停下来了，不那么逻辑，能接受另外的人的想法。疯子是严格带着逻辑的人，他们对任何人都没有兴趣，除了他自己，他们在谵语状态下讲话。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没有兴趣。因此，他们有非常悲惨的生活。有一些人对几个问题有逻辑的对待，而所有人都有兴趣是因为我们分享了他的疯狂。对一般人来讲，我们没有他的勇气。他的书让我们去我们要去的地方（孤独时）。笛卡尔的是疯狂是现代人的疯狂—怀疑。疯狂是存在一个孤立和焦虑状态中的，在这之中寻找一个科学赖以建立的确定性。有一个科学的时刻来了，科学允许人们获得确定性（通过他自己）。确定性并不是理论，仅仅是事实。相对于事实，信仰显得非常软弱。现代人不愿意其他人对他说，你应该如何思考而宁愿独立思考。笛卡尔就是这种人。因此，他做出一个决定，每次我相信我所思考的东西是真实的的东西，因此每次通过这种相信我就能批评一个信仰。根据这信仰我相信所有的东西是真。一个真理是真的在于我能怀疑它是假的，当你在怀疑时，这个怀疑是真的。这样他怀疑所有的东西，当我看、听、触外部世界，通过感觉我接受了它，我怀疑它，怀疑感官欺骗我，我怀疑所有东西。我们能看到现代人与世界分开了，所有我们所听所触所看到的东西都是假的。笛卡尔拒绝通过一个感官建立一个理论，科学也拒绝通过一个知觉建立它的知识。对于科学来说，并没有笛卡尔逻辑那么严格。他们接受某种东西，认为科学是经验性的东西。对笛卡尔主义来说，没有一个科学直接从经验来。伽利略并没有看到星星，仅仅利用一个望远镜，证明一个假设。一个假设仅仅是个智力的问题，地球是转动的吗？回答不是对世界的描述，仅仅是为了是或者不是，由此就得到一个确定性。我们在描述时不能获得确定性，仅获得对世界现象或多或少的精确。也许足够充分（也许对制造一个技术是充分的）,但是仍然不是确定性。
科学的经验有两种方式，一是笛卡尔式：以确定性术语提出问题；二是美国的方法：科学完成它的工作在于利用它有效的技术，技术也许不是真的，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用。因此，笛卡尔时代的问题是确定性的问题。确定性与科学联在一起是理解笛卡尔很重要的事情。因此拉康提到了笛卡尔。我们更多将精神分析与心理治疗联系在一起，评判它是根据结果来的，更多地把当成一个技术。对拉康来说，我们不能通过结果来判断精神分析，只有在忽略结果的时候，精神分析的实践才是可能的。如果在此前我知道将会到什么地方，那么精神分析将成为一个影响他人的技术。拉康谈到弗洛伊德的发现是一个实践，不是技术（是一个自由的实践，而不是一个影响的技术）。
因此，笛卡尔做出他的决定。有一个真正的经历，在一个晚上，1619年.11月冬天晚上，在荷兰，有雪，外面是黑夜。在某一时刻，世界是被抹去的，因为所有代表脑子里的东西都被放在怀疑里，世界是不存在。我说不存在是通过自己的方法（他还没有疯狂），是一个方法的怀疑，是一种精神的操作。操作是技术性的。笛卡尔说，在我身上有一刻让我知道什么是真的，但我不相信。如也许我睡了，我在做梦，怎么能确定我做的一个恶梦，如同庄子梦蝶一样。笛卡尔有一个明确的经历但他走的更远，因为他是数学家，是科学家。尽管我睡了，做了梦，但至少存在着一个三个角加在一起是180度的东西。尽管我睡了，我还能梦到2+3=5，为什么我脑子中想2+3是真的？是一个创造者的力量通过他的方法将这些东西放在我脑子吗？我能不能找一个方法来发现2+3=5的确定性。这时他比疯子走的更远，他说世界的创造者也许是有恶意的，也许是开玩笑，也许是上帝因欺骗了我而高兴，就将2+3的确定性放在我的脑子里。我希望如此，但可能不是这样，也许是一个鬼精灵将这些东西放在我的脑子里。我有最基本的观点允许我们推理2+3=5，如因果性。如在实践中一个事情在另一事情中，也许是我头脑中的某种思维创造了他们，并不对应所有现实。我这样是因为鬼精灵把我创造成这样，我把所有东西放在怀疑上，摧毁了所有的确定性。我是不是存在，我只能说不。没有身体，我不能说任何话。在做这个理论时，他说“我在做什么”“我正在想，思考的东西是什么”，因为没有任何东西。不存在的东西是什么？——是我。我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人仅仅是这个世界的洞，思想是个洞，世界是个非现实化的世界。笛卡尔就将非确定性达到了某一点，将放在否定上的确定性达到了这一点，“我思故我在”。意思是：我在这个位置上。这也是亚里斯多德在科学努力时所做的关于一个对象的同一个东西（想做一个存在的科学）。笛卡尔想，通过“我在”做什么呢？如果我在，是我创造，如果我在，上帝也存在。笛卡尔的步骤不依赖于上帝的存在，对上帝的遗失是依赖于人自身的遗失，这样就离开了宗教信仰。宗教首先确定上帝，然后才是他的创造者。笛卡尔否定了所有的东西，抓住了他的“我”，离开了上帝。确定一个我，才有上帝的存在。接下来下一个阶段才开始。
这个世界作为一个被分离的东西，并不是我与它之间有个自然的关系。这个世界有一个与我思想对立的东西。我思的是外在的世界。思不占有任何一个位置，而世界是占据位置的东西，是思想的他者。仅有的是对这个世界的接触是真的，也就是科学对世界的测定，而不是世界的形象。可以看到，在科学的路上有一个法国的道路——笛卡尔的，另一个是美国的路。
第六讲
今天我将谈卢梭（Rousseau）和萨德（Sade），通过他们我将给你们展示什么叫现代性。为了让某些东西重新进入你们的记忆，你们必须记在脑子里的就是人们做的一种教育带来了现代性。在很长时期(上周)里我给大家做了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是带星号的，因为这选择不是与你的意愿联在一起的。在欧洲，这选择首先是拼音文字的选择，人们书写声音而不是语言的意义。这个唯一选择的是希腊民族做出的。这样一个选择的发生要么是偶然的，要么是一个决定主义(不知道是谁决定的)。之所以我喜欢“选择”这词，因为尽管这选择不是自愿的，不是与它的意义联在一起的，但至少是西方人的欲望干预进去的。人的欲望始终干预一个人的讲话。生活方式和干预方式是相连的。在中东地区，人们发明文字时仍然被欲望引导而找到的一种解决方式。但当时那些文字仅仅是始终和唯一的语言联系在一起。重大的一步发生在公元前3千年，有一个外来民族进入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地方，遇到这个文字，他们（古巴比伦人 ）就将它变得与他们的语言相适应，那就发生在我们现称为两河文明的地区(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叙利亚文字是用芦苇在泥板上写字的（因为当时没有纸），称契形文字。
刚才说一个“选择”在希腊，但在美索布达米亚已经发生，即同样一种文字可以写两种语言。这时出现一个区别在书写的文字与话语之间，这种区分之所以是可能的是因为所有语言都是听的并都是建立在声音的基础上的。文字系统在腓尼基被简化到最简单的程度，对他们来说仅仅需要22个字母。他们用字母写下的东西是22个声音，在此基础上建立他们的语言。如我用国际音标写[K]，为了听到这个声音就必须加上一个元音，为此就要有个声音序列，所有序列都从[K]a-u-o-e等开始。举个例子，腓尼基的22个字母相当于中文的部首，但没有任何意义而仅仅是声音，这些声音被选择出来而成为腓尼基的语言。对他们来说，就已经与字母文字非常接近，这个文字的声音已非常接近我们的语言。一个文本写成文字，写在文本上的文字声音是不能发出来的，因为只有辅音，是读者将声音放上去的。因此我们只能读文本（文本是我们先认识到的），这个文本就只能帮助我们记忆（我们通过口头知道文本，若有问题，文本能帮助我们唤起记忆）。现在的阿拉伯文字直接来自这个形式，阿拉伯文字仅标识辅音，因而与腓尼基语言有亲缘的关系。因为不能直接发音，所以必须通过文本读原著。今天为了使人们相互间交流更方便（通过文字），我们就加进了这些点子，就是所谓的元音。正如此，阿拉伯文字在某种程度上重新抓住了字母文字，但字母文字是在希腊被发明的，我说选择要么是偶然，要么是决定性的，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某种相遇，是亚述文明的辅音文字与希腊文字的相遇。而希腊语是一个如不能清楚区分元音就不能理解的语言。希腊与所有欧洲语言一样，主语对于宾语是补充关系，中间就要有一个谓语（根据主语的状况和时间而改变）。而所有的标志哪个人讲，再是什么时间讲，都在元音基础上。因此，希腊人将腓尼基人的文字转过去，修改使之既具有辅音又带元音的字母，正是希腊人做了这件事，我才能做这些。我们要注意一个事情，我能够写一个音节，而这个音节包括两个字母。因此当我写ka后，西方人就知道k是可以孤立出来的，另一个则不能。
希腊人遇到的事实27个世纪后西方人才在这个基础上将它理论化的。对于索绪尔（Saussure）等语言学家来说，语言学的基础并不是音节。音节是如果我们慢慢讲就能区分开的东西，音节就成了我们自然讲话的语言单位。现代语言学家雅各布森（Jacobson）和索绪尔，他们揭示语言类似一个结构，即很小的因素（音素）在他们之间相互定义，结构元素就叫语素。语素是从拼音文字开始就把它们分开的东西。严格意义上讲语素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关于语素的定义是整体的。如法语有36个语素，有17个辅音，有16个元音，但我们只有6个字母是元音字母。雅各布森是从音位学来建立语言结构的，对他来说有一个区别，我们听到的元音能区分出两个不同的词，如法文中的Bo和Bon，在它们之间有一个语素是相同的，即[b]，第一个词的第二个音是[]]，声音从口出，后一个则是鼻音，同样的气流从口出来。对雅各布森来说，鼻音和非鼻音的语音差别是语言结构中的基本区分。大家注意，我正在讲结构的概念，仅仅有[]]并不是语素，一个语素是与[]]是有区分的。重要的不是声音，重要的是一个声音相对另一声音所具有的区别，这区别完全能通过讲话来使大家知道。语言学家教导我们说，语言是声音区别性的系统。正是这样，所有的民族选择不同的声音系统，这样就具有一个区分性，就成了语言的本身。而所有语言都是建立在这种区分性上。希腊用一个非常接近这个系统结构的方式写，但还没有写类似国际音标的方式，在这意义上，真正的字母文字是国际音标写的。但目前为止，还没人用这个音标来写，若这样写了就是非常的逻辑了。这样世界就能用同样的音标清楚的表达一种声音。为什么？因为刚才的选择是具有权威意义的。
所有民族与他们语言的联系是躯体性的联系。因为语言是刚出生的孩子从母亲那里吞进去的，进入身体，让我们很舒服，如母亲的唱歌一样，但同时它也会让你恼火（若父亲阻止时）。语言是躯体性的，通过嗓音气息表达的，在这有个物质性发明。文字展示了语言的物质性方面，因为他们做了语言的实体，这个实体就是书。对结构主义语言家来说，人们选择某种语言是是因为它表达了一种区分，这区分能允许意义被表达出来。正是这个在成人与孩子之间传递。当孩子长大，就开始对其他东西和自己都有了一个意识。他的记忆基础是被童年的遗忘构成的。没有人能回忆他的童年，而语言就唤起了那时的东西。你们认为母子关系是建立在某种意义上的，母亲唱轻柔的歌是关于词的意义或者是父亲讲话的意义（如父亲对你的惩罚）。其实你有能力认识到这个意义的很早之前，这个声音就已经进入你的身体，你们听到并消化了这个声音，证据是你们讲了同样的语言，尽管你们并没有意识到。如果你有意识，你应先讲，我怎能学会讲呢？
pot和pont，差别在于pot是[p] []]，pont是[p] [鼻化音]。语素的区别是对整个语言的区分，也可以是专门注意一个声音的区分（松气和不松气的区分），如[b][p]。孩子在母亲那里吞掉了[b][p]的区别。诗在做这种区分性的游戏，它让我有一个情感的唤起。如果我要传递诗歌的情绪，那么我就要翻译这个诗歌，但它仅仅让这个意义过来（而且是不准确的），但就没有同样的情感。之所以我有这个情感是因为我在意识上懂得这种声音的意义，在无意识上回到了古老的从前。世界上各种语言都会产生他们的诗（诗歌就像字母上的花，但这花是不一样的），所有语言都有不同的语素。为什么世界上不采取国际音标系统，回答是因为语言不是在书中也不是在媒体中，也不是在我们的记忆中，而是在躯体中，正是这称为语言的无意识选择。没有一个欧洲民族采取音标，他们都采取一种拼音系统来记录声音。每个语言都产生自己的诗歌，利用正字法在学校里教孩子正确书写他们的文字。中国汉字100％是拼写的文字，你们写你们思想的东西只能用这个唯一的方式，其他的不行。正字法是正确书写的方式。在欧洲常有个大问题被提出来，人们说正字法太复杂，如在小学上学的孩子能学会BEAU（美），但我们简化写成BO，这从正字法上来说是错的，但小孩常写成那样。BEAU中的每个字母都与[o]无关，但三个合在一起就成了一个整体发[o]。人们认为这样复杂，为什么不用国际音标来教孩子，这样岂不简单？但这种改革从来没有实现。在欧洲总是用正字法教那些没有文化的人，是文化的重要标志。这些学生离开中小学时仍然带有很多拼写错误，为什么要写成BEAU，因为文字收集了整个语言的历史。拉丁字的传递在法国和意大利就不同，许多法语是从拉丁语过来的。拉丁语和意大利语都在罗马，变化就不大，但在较远的地方如法国，就有其它语言的影响，就将之转变为BEAU。因为我们总处在两个或多种文化之中，法国恰恰处在南北欧之间，南是拉丁语，北是日耳曼语，如果我们耳朵听到了[bo]，法文始终写beau这词让人们想到拉丁语，o始终在BEAU中出来.对这些我们没有时间和孩子讲，他们仅仅学怎样写，但孩子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写，但必须这样，否则是错的。正字法在学校始终是一个问题，一方面它让孩子面对一个不理解的文字，另一个方面要让孩子做出判断，然后你才自由。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是变成非常有文化的人，你才能理解为什么是这样，但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成为有教养的人来理解这些，因此正字法始终有这个问题。
现在将你们引到结构这个概念，开始理解拉康阅读弗洛伊德时的发现，我不愿把它推得太迟。我想走快点，但我必须讲一下从希腊到现代性的过程。关于希腊，我想展现的东西是字母文字系统的实践，让人们意识到语言的浓度或厚度。字母文字让人们能意识到语言文字的物质的方面，声音的稠密性类似画家染料的东西的稠密性。当我们在写这个声音时就让语言的物质性展示出来了，“我们怎样从声音出发写一种真实东西”这个问题的提出正是哲学的诞生。因为在希腊，他们第一次有了这个经历。现在世界的表现比我们所想的更复杂，因为对这个世界的解释在很早以前就存在，是以话语的形式。而这个话语的解释总是带神秘性的，不那么准确，因此我们总是可以批评它，它打开意义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哲学产生的原因（柏拉图说，我不拥有这个知识，所以我正在寻找）。第一次人有一种退行，通过退行然后重新面对世界的明显性。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基督教与一神教就给了一个解决方法——这个方法在于说，人仅依靠自己不能认识世界的真理，这个解决方法是上帝来到人间，是和人一起才能去理解这个世界的真理，尽管这是个神秘的解释，一直到宗教改革。宗教改革以更强烈的方式重新打开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基督教的解决方法实际上属于一个话语。据蒙田（Montaigne）说，新教讲一些东西，而天主教讲另一些东西，但都是讲一些话语，这些话语是让人们重新和世界建立协调性。但笛卡尔所做的事更强烈，比希腊人走的更远，做了一个思想与世界的分离。这样一种打开带来了一个科学的很小的确定性，这时科学就开始观察离人类更远的客体，如星星。在科学的开始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区分（主体与客体）。在世界中，人们看到的是客体是和看它们的主体没有任何关系的客体，如星星是与我们无关的客体。这时，人们再也不向星星询问它们对我们命运有什么作用，星星仅仅是客体。而产生的问题是：客体是如何运行的。带着这个问题人们创造了一些工具，使我们距离星星更近，从而找到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希望你们更好地理解科学的步骤和方法，科学首先要求观察者必须是与客体分开的。这样一种分离意味着客体再也不跟人讲话（以前讲的人与客体和谐，是意味着客体要与主体讲话），这时科学家们再也不要求获得一个世界的意义，因他们不假设世界有意义，以至他们可以计算它。现在人们再也不请教（询问客体）但仍然对客体提问，得到的一个回答并不是让客体给我讲而是通过对客体的观察找到一个事实。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请教，例如对教授请教是教授有一个知道的答案，而对客体的询问是要靠自己去证实才得到一个答案。这时科学活动不是对意义的智慧的寻找，科学活动可能是在于人们不再寻找智慧，在于人们不再假设世界有意义，而让这个意义悬起来，只有这样人们才能通过物理、数学去计算客体。而这计算是与一个假设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假设就是根据客体是怎样发生的而建立的，科学活动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科学能处理这个客体，而这个客体越来越接近这个做科学的人。人们把客体看成一个死的，星星运动是通过外力造成的——机械性的特征是只能通过外力力量来导致它的运动。在此之后，人们开始计算地上的事，如炮弹的轨迹，所有这些与几何联在一起。再后来看到一个自发的运动，如人们研究电磁，最后人们发现这种运动是活的，它们可以自己动，同时人也是活动的，因此他们接近人，这时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就开始。到现在人类可以控制基因，我们干预到生命的内部过程，但总是有些问题。研究客体的是人，始终是外在于客体的，它不给人带来任何意义。正是这样当科学越来越接近人的时候，伦理问题就越来越明显。正是这样人们提出了“我们能否制造生命”的问题。“干细胞”使人们能在实验室里制造生命，我们能制造一些植物，例如水稻，她们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人工的。我们有权做这个，但谁说我们有仅做这个事情？这时科学的运动超越了人的意愿，正是在这我们看到科学的实践并不通过意义来实践的，而是通过实践遵循自己的规律。
当科学注意到人的时候，人们这时就处于无意识中。这时就很明显地显示出，人们能做的事是一种不能有意识控制的力量，精神分析伴随着科学运动但不是科学，它并不参加这种运动。心理学、社会学和伦理学就试图参与这些科学，他们在做这些的时候就有很多困难，因为他们天天都遇到伦理学的问题。心理学在研究人的时候将人看成一个客体。相对科学来说，精神分析如何确定自己的位置？精神分析伴随科学但并不是一种智慧，精神分析不是对意义的寻找。如果精神分析是一种智慧，那么它将在人类注意到人之前就产生了。我不是批评某人，而是为讲清楚而必须说到荣格。荣格把精神分析看成是对于科学在处理人的时候的一种保护，他在智慧中重新翻译了弗洛伊德。正是在做这个的时候，他重新找到了传统智慧，给传统智慧一些力量，但拉康做的却完全是相反的。拉康认为精神分析是对着现代性来回忆现代性。他认为现代人是处在科学运动中，过去的智慧不能解决现代性的问题，因为那智慧不认识现代性，那种态度（荣格）是害怕现代性而想回到古代性的表现。拉康认为神经症产生的原因在于人们处于一个科学主体的位置上。尽管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是科学的主体，而在意识层面上他可能认为他完全不懂科学。但是今天在地球上的所有人都生活在一个由科学创造的条件中，这种问题越来越被科学技术所证实，我们应看到这个技术后面是科学。科学是一个位置，主体始终在智慧中转，因为他失掉了主体关于生命意识的控制，但他获得了一个关系即世界建立在科学的确定性的，这个确定性是我们不可能将它抹掉的，是伽利略式的意识。
他也可以成一个宗教信仰者（如牛顿是非常宗教化的）。当他把望远镜对准星星时，突然收到对其观察的确定性，这时哥白尼的假设并不是一个观察（星星以某个方式运动，这是伽利略在一个定点是不可能观察到的），这时伽利略就触及到一点，就是任何一个话语都不可能颠覆。这时有个冲突，官方话语的真理有个政治上的权力，他能将伽利略送入监狱并杀掉，但他不能对现在来到的确定性起任何作用。伴随着科学的确定性，现代人超越了话语的真理性，重新找到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绝对失掉了意义，是一个无意义的世界，现在的冲突依赖于科学的确定性，或在科学中寻找真理性（一种想象），这是现代科学的冲突。我想说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人与文化都不能逃避它，为什么有精神分析在成都出现，因为你们都处在现代（无论愿意与否），正是因为现代性唤起了自己的问题。每个人都有他的文化、宗教传统和语言，我们就与这些东西有一个外在关系，你们和我们一样生活在一个时代。但你们的传统与我们的一样不能充分给我们解释，也不可能重新复制一个古老的传统。传统存在，语言也存在，存在于我们的身体里，非常强，你们和我们都类似笛卡尔的位置上，能从外在看传统。当那个传统非常有效，人们就不知道这个传统，因为人们生活在这个传统中。今天你们并不是在这个传统中，而是有一个传统。正是这样有一个科学的冲突。
正是在这，主体对峙于弗洛伊德所讲的无意识的东西。在这，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提出了一个经验：是你们的身体在讲。这不是涉及重新构造道德和伦理，而涉及到重新把我们身体和科学连接起来。神经症者做这联结的不可能性是担心、焦虑、有罪恶感等。精神分析并不消除这些东西，精神分析允许我们面对这些，但是不应该害怕。精神分析试图允许现代人生活的稍好点，允许每个现代人与超越他的意愿的力量生活在一起，生活的好一些。政治也正是想攻克这个力量，但它将所有的意愿合在一起。整个政治的努力并不能让人信服，如民主是一个接受政治而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个解决方法的事实，我们不可能实现建立一个没有冲突的社会。更智慧更容易的方法是每天都去处理这种冲突，这也许是关于民主的定义。这个问题并不能回答主体提出的本质问题，正是在这，精神分析安置了这个提议。
我们没时间讲卢梭和萨德了，因为我前面讲的是一些重要的东西。但仍能用三句话来概括，卢梭与萨德是两个生活在18世纪的人，卢梭是法国革命以前的人，萨德是处在革命中的人。这时科学已经存在并已开始产生一些效果，但它仍然讲外部的事，而没有涉及到人。生命的科学成为人的科学正是在法国革命后开始的。在那个时代，整个欧洲人对科学都非常信任，没有看到一种危险，他们相信他们能创造科学也能控制科学，仍想不到科学将要做的事，如同今天科学在世界上所做的。在法国18世纪，希望是政治性的，他们想“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同时认为科学可以帮助人们实现这些。但是人们想这些时并没有理解科学是什么。我想人们开始知道是在20世纪，因为20世纪科学获得了一些结构，科学超越了人的能力，科学的仪器变得非常强大，以至我们不能想象科学给我们一个怎样的世界。我能确定你们想象量子力学的事，科学计算的世界是我们的身体不能认识的，科学的解释是我们的感知不能抵达的，现在科学所做的是我们用工具才能直接看到的。我们能看到的是这一客体的效果，科学越进步就越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完全是我们不知道的。科学发现了一些力，我们对它没有一个观念而只能计算（如引力、斥力等等）。现在越来越清楚的是，科学的发现和人类的道德没有关系，同时相反，科学到达这程度产生的一些成果不仅是个人甚至是社会也不能控制的，比如说原子弹。我不想把这些东西描述得那么奇特。另一方面，科学的发展允许我们去修改科学导致的后果。18世纪，人们忽视了所有这些问题，人们当时大部分都认为处在一个十字口——科学能改善人性的十字口。卢梭和萨德都是从政治角度来思考的，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有关于萨德的印象，也许你们认为萨德仅仅是写关于性的东西。尽管在萨德的书中写的完全是骇人惊闻的关于性的东西，但是对政治活动，他做了同样的事情（通过想象）。卢梭证明人诞生的时候没有一个我，他的态度类似于孟子“人性善”。对卢梭来说，在人的心里确实存在一些恶，但那是社会带给他的。当人诞生时，他并没有给恶控制。作为一个论证，他讲了一个孩子的故事：刚诞生的孩子就受到教育，20-30年后他将结婚。卢梭的论证是想在这之间对孩子来说发生了什么，如果我们能给他一个教育是社会不骗他。所有的困难是孩子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卢梭想的是一个孩子成为一个大人时在社会中生活而不会发生变化，即不进入一个社会的恶的游戏。卢梭想象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总能通过自己的心灵判断其行动，他从不屈服于任何人。正是这样卢梭想象了一个社会系统，所有的人都象他那样生活，他们之间有一个平等的系统。这样我们就能创造一个无恶的社会，因为卢梭说恶来自于我屈从于他人，来自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性。一个人说“我对你有一个权利”是现代社会一个伟大的观念，这样就会创造了一个自由的社会。但卢梭并没有说男人和女人是平等的（他认为男人是平等的，而女人不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孟子的“仁”。现在说萨德，他用同样的步骤，但说的是另一个原则。他强调平等原则，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萨德那里是建立在享乐关系上的，他想象（他有时间想，他在监狱中过了27年）的社会是所有的人都有权利去享乐另一个人的身体。在他的著作中，他解释了这个原则的后果，伴随着更远的过程，他遇到了谋杀的问题，正是这点上萨德是一个厉害的思想家。他讲的是思维的水平，他没有因此后退而不去思考，所以他在整个西方思想中有一个特别的位置。因为他完全被禁止了以至19世纪人们都不知道他的存在。我们发现他的著作是在20世纪，我们读得很困难，因为他的东西非常暴力化。现在来看，他是个预言家或先行者。是第一个在想并且处于人性之外的人。他同时提出在理想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享乐的问题。他直面一个人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一般意义上没有办法解决的。
下午的讨论：2002.9.30
翻译：霍大同
问题一（秦）：一个大的问题是精神分析在科学时代不同于科学，不是智慧，不参与科学运动，是否请老师再讲讲这些。
回答：今天早上说的是不是不够，还不足以让你们提问？你们可以从真正的问题开始。
问题二：语言是身体的东西，拉康说症状是表现在身体中的语言的东西，拉康的精神分析中的身体与语言有什么区别？
回答：在中国有一个人问道：说我会不会与分析者一起哭。我回答说：我不会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抓住一个问题。提问的人感到惊讶，他让老师如实回答这个问题。做一个分析家，在这个位置感受到这种情绪，然后开始回忆一些事情，在回忆中更多情况是他自己想的事情，然后他对着这样的哭而想。分析者能讲他的生活，大部分是不太好玩的事情。他想的东西实际上不是分析者自己的情况，而是从分析实践中出来的，不是从说话者那里来的，是他的能指让他讲。因为没想到这个能指能突然出来，且提供一个新的东西。在分析中有一种移动（他没想到会发生一种移动），他发现可以控制这个想，有时他干脆让他哭出来。这时，分析者仍然可以把它当成一种诚实，有时分析者完全讲他不想的事情，但最后不能不出来，是自发出来的，这个想就是与分析者自己的话语的表象分离出来的突然进入他自己的能指（他的风格）。这个能指有一种东西让他继续想。实际上我永远不会对分析者哭，如果我突然感到一种情绪与刚才的想有一样的理由——比如分析者突然讲他的梦一样，我们没想到会在这个时候出来，这时我听到这个梦时会感动——一般我会找一个办法，让分析者自己听到他说的。这时存在一个阐释：一般的情况下写上这个阐释，如果有一个同样的情况发生，有时他没办法表示。最重要的是分析者的记忆，这样的机会要等2、3甚至6个月才能发生。 这个例子发现，在分析中，分析者说的话是没有意义的，完全不是说话者的意思。重要的是说话的方法，不是说的意义。分析家的工作完全不是与分析者一样的感受，一样的问题，而主要是强调这种情况。分析家突然想到最重要的东西是保证他真实的故事不出来，自己完全不受影响，这样的话分析家要靠真正分析者的话才能做到阐释，使分析者明白一些东西。
问题三（秦）：如果语言是关于自己身体的东西，症状是困在身体中的语言的表现，无意识象语言那样构成，那么就有三个概念，“语言”“症状”和“无意识”，请问这三者概念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回答：关于无意识，症状，语言三个概念，拉康说，无意识是有语言的结构，这个症状不管多么与身体有关。把它当成一个切点，不是分析家的语言。精神分析不是魔术，而是一个分析实践，这个分析实践是一个计划，在这个计划下，分析者必须说话，同时没有具体的话题。分析者只要面对说话这个行为。关于精神分析的技术效果，精神分析就像一种游戏，分析者说与症状有关的东西像是在打赌，要区分要说的、不是想说的和实际上是他说的，分析家的工作就是寻找一种区分的方法。
问题四（李安）：我想知道什么是个有效的临床策略，分析家什么时候可以干预，而我以前听到分析家一般不能干涉？
回答：分析者是一个人面对自己的语言，分析者在语言中感到孤独。解释一下为什么孤独，分析家说什么都可以讲，什么都有意思，相当于什么都没意思，分析家一直不说话很有威胁。如果分析者太自由，他什么都能讲，同时分析家也完全对所指完全没有兴趣，这时分析者就有这种感觉，这时分析者就开始接触那个能指。分析家应该非常小心，不要把分析当作一种对话，应尊重分析者的孤独，保持一个距离，不过他还是要让分析者说自己的话，然后“唔唔”，从分析者的话中找个开始。如果你对待分析者的过程是对的，一部分分析者就会变成自己的分析家，但这还要看在分析中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问题五：为什么一个分析家遇到一个案例时要把它看成一个新的，而不面对他过去的经历？
回答：关于这个分析家听的事情，无论从哪儿来的都是新的，当然分析家要完全忘掉他自己的经历和经验这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他开始看个案而不联想过去，因为他经历的能力被凝缩到个案当中。面对新的个案他就会绕过，这个新的个案就象没有作者的一本书。分析是语言的事情，是一种技术，是去抓住分析者的话语中能让你抓住症状的那些东西。现在回答一个你没提的问题，精神分析中理论的地位不象在科学中的地位——如心理学，理论在分析中不能把症状概括出来，理论在精神分析中语言出生的地方，一个对于科学是个矛盾的地方。在这，客体与主休不能分出，但这两者的分开是科学的起点。因为分析者在分析中一面是他正在讲一个与他症状有关（他不知道）的东西，但他在无意识当中，则是另外一个东西。精神分析则是找个办法，提供工具、给它一个地方让这个矛盾存在，所以，拉康不停地找方法，说“什么是说”。在这有一个不可能性的矛盾在你的无意识中，矛盾是在语言出生的地方，每个分析都容易到这个地方。这个分析把分析者话语放在这个位置，说出他不能说的（在没有对象的情况下）。精神分析对人的定义是：把他放在对立面，然后开始说话，这两个人不停的说话，找出他们共同的地方。分析的情况就是这个情况，如你在一个车厢里，你不能出来，48小时。分析家不玩这个游戏，他不想说话，所以分析者是孤独的，但他还是要说，因为他是人，慢慢地他会到语言的出生的地方，这点是与他的症状有密切的关系的。所以理论就是要找到一个方法抓住这个症状（出生这一点）。分析家是非常自由的，对他来说每个个案是一个新个案。拉康就是在释梦中这样做，且做的很好。梦是象征和想象，人完全自由地在一个个案间。拉康从未提到他自己的个案，没有一句是关于拉康的分析者，对拉康来说是个意愿性的选择（是故意的）。
问题六：1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的理性传统，是不是造成神经症的根源？ 2：中国的神经症与西方的有什么不同？
回答：在精神分析中要抓住语言，语言出生点是语言与身体有关的地方。所以精神分析研究的症状的根源是从语言来的，与国家没有什么关系（即无论是哪个国家的语言）。有两种语言，有一个是父母教育的，是具体的，有一个是国家的，是抽象的。症状寄居在抽象的语言而不是具体的语言上，精神分析不是一种哲学，精神分析也不仅仅是西方文化的东西，实际上与每个人都有关。现代化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我强调的科学恰恰涉及的是与一个国家的文化有关的东西。科学是穿透了国家，用一个技术去测量的研究，不是一个文化。伽利略不是为了西方理性的思维，没有伽利略你完全不能理解地球是能动的东西。不管地球能不能动，你们仍然是中国人，有自己的文化，在另一边有科学给你提供一个关于地球的知识，文化自己不足以让你产生这种认同感。
(居飞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