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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我们继续，我正在和你们一起做个旅游，我用最慢的速度转这一圈，因我知道我把你带到的这个地方离你们的思想模式是非常遥远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点——中国思想和西方思想开始有分叉——这一点就是语言，正是精神分析的地点。因此，我认为做这一圈是必要的，我走的慢，但路长，就象法语说的，我必须慢，一步步的走，否则我们就不能前进。据我所知的是拉康关于语言的事，语言使我们每个阶段都相同，尽管这个论证过程（你认为）很困难，因主题是很难，你们可能没有完全理解，但是如果我们一步步地继续往前走，也许问题就会变得清楚。精神分析的工作是要求你们在思想外思。但我们从不能离开思想，正是这样，我说是一个旅游，为了发现新的东西，我们必须移动。我本人走了一万多公里来看你们，同样我们的旅游让你们也做了一万多公里的旅行，因此我继续。
今天，如我有时间，我将同时讲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有非常多的文本，就是说，有非常多的人在长时间里重新copy了文本，这是你们非常能理解的。当时人们在很多世纪中复制文本，一代代的人和文本在一起生活，人们称之为文化。这也是一个现象。人们通过语言传递信息，以至于孩子在学文化时，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学习什么，它完全变成了一个自然的东西。这些文本就类似一个基石或海港的抛锚点。使人们与他们思想的起源相遇，这样一些东西在中国也做同样的事，因此是个典型的古典的方式，是一个表达，是一个规定文字的文化特征的方式。那么我要求你们回到古代文本去翻译，这不困难，因你们已有这习惯。困难的是，我用的文本是讲另一种语言，特别是用另一种思想的文本。因此到现在，我们从希腊文字开始讲起，这让你们思考。在希腊文字总是与一个对话情景连在一起，因人们用字母来记录东西（另一人说的话），如你们没有忘记这问题，你们就有一个非常牢固的基点。因此，当你们拿到一个教育文本时，你们发现文本总是提出一个问题“谁讲”，这并不是一个问题，必须提另一个问题“谁说”。因为不存在一个文本（文本没作者），尽管作者不出名，但是他不是一个人。一神教是建立在一本书上，人们认为作者是上帝，字母产生了一本由上帝写的书。当然，当上帝在写时，所写都是真的，也因此整个欧洲一神教得以建立。当我提出“谁写，谁是作者”，也许就会让我看到一个中国古代文字与欧洲一种文本的差异。如《易经》，有很多评论，人们总说是孔子写的，但并不是因为是孔子写的就很重要，是书的内容构成其所值。
文本的意义就在于能帮助我们理解世界上那些才是有意义的。智者成圣人，通过读书，更智慧，目的在于他们能理解宇宙。我们说《圣经》能起差不多的作用，但有一区别，因作者（创造所有东西的创造者）有一话语表达了人类的真理。读《圣经》的信仰者面对的是一超自然的世界，始终有一个在现实人的世界或神（死后）的世界之间的切分（断裂）。我不在这（作为精神分析家）讲希腊的字母，我试图给你们展现这宗教在西方的创造，这宗教是和一字母连在一起，为什么? 这字母始终假设另外一个超越者—上帝介入了这个位置，这是一个他者的位置。下周我将与大家论证，这样一种宗教现在如何在西方构成，精神分析怎样诞生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但我们必须先将路线勾画出来才能理解精神分析的位置。正是这样，才能理解拉康“大它和小他”，才能理解为什么说进入大它是有一个横杆挡住了的（横杆一旦被挡住，就无法理解）。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来讲这件事情，是我们从来不可能知道他者的思想，甚至我们不能理解我们自己如何思考，如果是弗洛伊德说了某些事情，那就意味着我不知道我如何思考。我的梦向我说某些东西是我原来从未想到的，我的梦是能指的代表。在这里，自己是一个载体，我的愿望居住在那，但我不能控制它，因那个愿望不是抑制的结果。由此，梦向我指示说，我不能进入他者，而这个他者就是我。因此，这是弗洛伊德的发现也是拉康描写这个发现的方式。我稍讲得超出范围，我本来在山脚下爬上山，但我却坐了直升机上山，现在我们重新从山顶下来，重新谈柏拉图。
在一神教产生之前，我选择柏拉图的对话，共26个对话。柏拉图当时创造一个学校，叫阿嘎得米，是文化学校的意思。很多学者说当时柏拉图的教育是口语的，类似今天我们这样将学生集中在一起。为什么这样，因在这个学院柏拉图讲的东西能传到每个人的耳朵里。因而要进他的学校必须有所准备，如在学院大门上写着“不懂数学的人不能入门”。我们现有的柏拉图的著作，实际上是为了学校之外的人。文本是一些对话，如柏拉图与苏格拉底的对话，这显示了有些人（可能是未来的学生）的典型的问题在学校里处理，实际上它类似一种广告为了吸引外部的学生（相当于一些宣传册，而不是稿子），真正的教育是口头的，是不能转成文字。
因哲学在那时是非常时尚的东西，不是思想的系统，而是在这城市的生活方式。因此只能在学校内口头方式讨论教育。《费德罗篇》即此类型的对话，处理的问题就是刚才所说的。就是说存在一种转换，是通过话语的形式转换外部的形式，进一步说是通过书写。柏拉图强调一个唯一可能传递的方式，是直接在弟子的灵魂上书写（是一种用看不见的字母书写），柏拉图这种想法实际上是口语传递转成字母文字的社会的转折过程中的思考。柏拉图和他同时代的人都非常恐惧字母文字。对柏拉图来说，这个拼音文字有可能摧毁人类社会最好的东西——人类的智慧。
为什么？如果智者的话语被书写，如同西方文字是讲出的话语的文字，任何人都能读，并记在心中，他就认为他是智者，尽管他不是。更糟的是，那个认为自己是智者的人，就会成为智者的同类。他就会假借智者的话，自己说出来，然后称这是我说的。就类似在大学中的一个好学生可以重复其师父的话。对柏拉图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灾难，他认为成为一个人应该能在自己的话语中找到话语的源泉。因此柏拉图就要一个东西在灵魂中书写，能触及学生的心。
下一个问题：在古希腊师父与徒弟之间的爱。一种传递可能仅仅能在爱中传递，在希腊这种爱是不平等的。那些学生都是一些年轻的男孩，刚度过童年还没进入成人之间。这些年轻学生的美在希腊是界于感情与性感之间（柏拉图有专门的理论说这件事）。这些年轻男人身体的美是来源于上帝的，展示出来让大家看得到，人们看到这种美是因为一种光线投出去，然后反射回来。人会感到那种激动，然后传到心理，这就是爱的现象。这是某种脱离了意志控制的东西。在人们中间意志力是最高的，而美则更高于意志，因此是属于神的。只要是逃脱意志控制的东西都有一个东西在控制它，管理它，这就是爱神。“EROS”爱神是个小孩，有翅膀，如一个少年长到成年，就有一支箭射中就产生爱。这箭就是刚才说的，美的感受穿过你的眼睛进入灵魂，就象箭一样射中灵魂，而产生爱。成人在处理爱的时候常常有个问题。正是这样，处在爱中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因此，希腊并不是完全高兴地说：坠入爱河。因此，有些文本说：我在街上遇到他，爱上他是一个灾难。年轻男人属于雅典的公民，因此有一禁令，禁止两个男人相爱，如果两个男人相爱是鸡奸。而那是发生在战争中，胜利者对另一人污辱的方式，因此不能有这种事情，否则就会开除出雅典公民。在雅典贵族中间，男性少年间就维持了一种亲密的关系（色情关系，翻译待定）。因此，对于这些小伙子来说，仍然是个问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年轻的少年与他们的师父之间就维持这种关系，但是他们认为失掉他们的尊严（听从他们的师父）。在古希腊的陶罐中能看到这种图像，成年男人的生殖器是凸起的，对于少年则没有。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定的紧张（在希腊教育中的不平等）。少年长大了就可以离开师父，做别人的师父，重复做师父做过的。
EPHE'BE__EROMENOS
MAITRE__ERASTES
EPHE’BE是“小伙子、少年” ，EROMENOS是色情的男人，师父就是MAÏTRE(法文),希腊语是ERASTES。始终有一个词根。
希腊就用这种性关系讲文字和阅读。我们现在能找到很多古代写在陶罐上的很多片断，就有一个便条是一个少年写的。他不高兴他的同性情人将与另一人结婚，在婚礼那天他不高兴，他就将这个便条寄给她的父母，说是为了她：如要结婚的他爱他，就没有任何人可以与他结婚，但写便条的人恰恰是一个鸡奸者。（我与他有同性恋）。他是个报复者，非常悲伤，他爱的人不能和那个女人结婚，就通过这个文字来报复。爱进入了师父的眼睛，文字也通过眼睛进入了阅读者。读者被文本所附和，也类似于被爱箭射中，读者处于被动的位置上。小伙子利用文字，让女孩家的人成为读者，处在消极的位置上。结婚那天，父亲收到这文本（类似于祝贺信），按习惯必须得由父亲面对客人大声读，最关键的词在文尾，父亲必须当众读完。此时，父亲处于最糟糕，最丢脸的位置。因此，这个信的隐喻，就意味着读者和作者间的关系。因此，柏拉图拒绝文字传递，它是一个羞耻的传递，类似于师生之间有一个性的关系。
柏拉图试图转换这种爱的关系，将这种不平等关系转成平等。这种平等如果可能，就要面对大它。柏拉图指出，存在着的每一个事物的真理在那边，我们现实世界的真理，仅仅是个复制。因此，柏拉图进一步考虑，少年的美并不是美的真理，而仅仅一个观念的美的图像。柏拉图想做的事情是转换这种关系，保留这种爱。因为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柏拉图说：爱是那边的东西，而不是存在于“EROS”上，而仅仅被”EROS”复制。阅读一下《费德罗篇》中的对话，是费德罗与苏格拉底的对话。苏格拉底讲了一个埃及关于文字产生的谜语，或者是秘密，有一个对文字的批评反对。读了这篇后，就会明白这种反对。
黄作读《费德罗篇》（引之《柏拉图文艺对话录》 朱光潜译）的168和170页。
苏格拉底：不过轮到文字，图提说：“大王，这件发明可以使埃及人受更多的教育，有更好的记忆力，它是医治教育和记忆力的良药！”国王回答说：“多才多艺的图提，能发明一种技术是一个人，能权衡应用那种技术利弊的是另一个人。现在你是文字的父亲，由于笃爱儿子的缘故，把文字的功用恰恰说反了！你这个发明结果会使学会文字的人们善忘，因为他们就不再努力记忆了。他们就信任书文，只凭外在的符号再认，并非凭内在的脑力回忆。所以你发明的这剂药，只能医再认，不能医记忆。至于教育，你所拿给你的学生的东西只是真实界的形似，而不是真实界的本身。因为借文字的帮助，他们可无须教练就可以吞下许多知识，好象无所不知，而实际上却一无所知。还不仅此，他们会讨人厌，因为自以为聪明而实在是不聪明。”
苏格拉底：文字写作有一个坏处在这里，斐德若，在这一点上它很象图画。图画所描写的人物站在你面前，好象是活的，但是等到人们向他们提出问题，他们却板着尊严的面孔，一言不发。写的文章也是如此。你可以相信文字好象有知觉在说话，但是等你想向它们请教，请它们把某句所说的话解释明白一点，它们却只能复述原来的那同一套话。还有一层，一篇文章写出来之后，就一手传一手，传到能懂的人们，也传到不能懂的人们，它自己不知道他的话应该向谁说，和不应该向谁说。如果它遭到误解或虐待，总得要它的父亲来援助；它自己一个人却无力辩护自己，也无力保卫自己。
柏拉图处理的文本，当人们询问时，它总是说同样的东西。为了讲这个，我们就要谈到字母，因字母再生了话语。要读柏拉图就要重新找到柏拉图所说的，我们在读时就是在询问文本。文本与读者始终有一个差别，文本总是说同样一个句子，而句子是字母文字产生的。因此，文本失去父亲，是个孤儿。刚才说的作者与读者的关系类似性的关系，作者与文本是父亲和儿子的关系。这时，我们逐渐进入西方思想，他者面对我，我面对世界，这些位置都是固定了的。在这三个极之间有一个关系，不同于二极关系。这样一条道路不是中国思想的道路，在中国思想中，我们不区分两者关系和事物。区分一个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术语和术语之间的关系，是涉及到一个父亲的问题。因此在西方背景下问题是成为父亲这样一个事实，这和孩子如何成为父亲有联系。孩子要变成父亲，就必须消除父亲，才能占据父亲的位置，因为只有一个位置。
提问（秦）：柏拉图恐惧文字，为什么？为什么柏拉图把文字与性关系等同？
回答：不是柏拉图一个人把文字和读者之间的关系看成一个性关系，而是很多人。在雅典不仅仅在贵族，在公民中许多地方都能看到。在希腊可以看到这种问题，在希腊的教育中存在着师徒间的爱。柏拉图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对他来说，这种爱是美的观念的影子。对你们而言，你们的观念也是我的观念，我希望你们说这些东西对于你们来说是否重要的，我讲的是重要的，是因为我是西方人，但中国的东西是不同的。（柏拉图）我们看到是个屏幕（相对于实物），少年的美并不是由他的身体唤起的，而是独立存在的观念的美的投影。这个美的观念是看不见的，柏拉图就做了一个区分，看不见的真理和看得见的东西。我本人觉得对于中国的道路而言，用这样一个屏幕隔开是不必要的。看不见的已经处在看得见的东西里面，看的见的并不是做屏障隔开看不见的，看的见的已经包括了看不见的。这方法紧密地说明了，你们的书写与我们的书写之间的关系。字母文字相对思想产生一个屏幕，思想在后面，在另一个地方。正是这样，文字让柏拉图害怕。因为有文字的话，我们就能思考，文字包括思考。我们可以背下书写的东西，而变得与智者一样。因为字母文字能允许忠实记录作者的话，作者不在时也没关系。6岁的孩子可以读，能用字母读就意味着他什么都能读。在汉字中，我们永远在学习，如果我们多认识一个汉字，意味着我们多发现世界的一角。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对中国的孩子来说，世界并不是一个屏障。
问题（黄作）：现代西方思想界关于文本理论有很多说法，但是目前主要是是强调文本自身的作用，而没有强调读者和著者，如罗兰-巴尔特认为在文本中，著者已死。
回答：必须从开始来开始。开始时柏拉图说作者、文本和读者，从这三个东西开始，西方哲学探索所有的东西。当然我们有许多哲学，柏拉图占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因他将这个问题提了出来。以后西方哲学家通过各方式与之联系，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位。柏拉图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提出真理的要求，拒绝文本是真理的唯一的携带者。柏拉图之所以是任何的西方哲学家不可绕过的人物，在于他指出真理是文本，读者，作者三者之间的游戏，因此，真理不能简略到一个位置上，这是整个西方哲学的游戏。在希腊，真理叫“ αληθεια”
（去蔽），词涉及到一条河，这一条河是所有死者都要穿过的。喝这个水，就忘掉过去存在的，记忆就消失了。“希腊的真理意味着不要忘记”，因此，真理对于西方人是有记忆的，没记忆就没有思想，你必须保留记忆才能思考。因此，在文本与客体的东西之间始终和刚才三者联系在一起的。继续做一中国的比较。当然，中国有主客体关系，但它们是联系在一起的，不推向两个极端，是个位置问题。很高兴我们正在做这事，是你们让我这样做，我之所以勾划这路线也是因为你们。我们真正的工作是理解差异在何处。如果我们理解这差异，他者就不完全是一个他者，尽管他者仍然保留着差别，但我们知道差异是怎么回事，这种话语和对话就变的可能。就不需要大家处于一个同一性的状态来处理这事情。因此，我就能理解这差异始终是个差别，使我有可能与他者对话。这对话并不是交流，交流的假设是相同的问题。真正的话题是我们讲差异，在差异中讲差异，如我们不认识差异，我们就害怕他者，我们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说，而总解释他是危险的。我们总认为自己有罪，我们是因为并不理解他才把他看成要惩罚我们。因此，我拒绝他者，这是种族歧视的起源，是建立在他自己的问题上的，而不是他者。解决种族主义的方式并不是说“我爱你”，不是等于用一个面纱来遮避自己的问题，而是去理解他者说的事情是不同的。这种差别引导了他的逻辑和信念，这正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亚里斯多德是一个极端，严肃而固执的人，他紧紧抓住了柏拉图的问题不放开。对柏拉图来说，有一个言说真理的可能性，且并没有停止在表面。那么，讲真理，寻找真理是通过表象来领悟实在的真理。对柏拉图来说，能做这个的东西就是数学。因数学是在现象外，计算事物间关系的科学。数学用一个精确的方式来定义事物，如有一个三角形，等边三角形，三个角相同，这个定义是完美的。但每个图画并不完美，三角是他的定义，不是我的图画。这就是真正的知识。相对于另外一个现象的知识。意见是我的思想，可能是真理也可能是错误的。是否是真理，不依赖于我想不想，三角的真理不是依赖我想的，是真理。哲学是一种工作，让我的想法与真正的知识对应起来。因而亚里斯多德非常严肃对待此事，提出新的问题，建立一个真理的文本。讲一般性事件，然后对世界进行分类，想构造一个科学，包括尽可能多的事物，这个思想就是真实的知识。为此，他就寻找所有真正的知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就是研究“是之所以为是以及是由于本性所应有的禀赋（其所是的是）”。亚里斯多德给的是一个客观性，必须有一个客观的真正的知识的科学，那就允许对所有的事物说它的真实，尽可能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从这开始成为西方一个伟大的工程，抵达了１６、１７世纪的西方科学。亚里士多德提出一个问题“能不能讲存在”，存在（亚里斯多德建立科学的存在）并不是一个对于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所有事物的收集，它整合了柏拉图的思想，存在是支持事物的次序，使这些事物呈现原来的状况。正如此，亚里斯多德创造了他的科学，因此必须考虑在何种基础上科学如何发展，这个原理就是非矛盾原则，即一个事物不可能同时也是另一个事物。正是通过这一原则，才能发展出科学。亚里斯多德马上遇到一个大问题，他做了所有的努力做一个关于时间的科学的所有的学问，遇到的时间是活的，在运动，而这运动在这个位置同时也在那位置的状态。在此，遇到一个真正差别（西方与中国），亚里斯多德做很多努力。他做了很多努力，提出了一个对于中国人来说不是问题的问题。因中国处理问题是用《易经》的方法，处理的是变化，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一个东西与另一个东西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易经能处理在于作者与读者的问题没提出来，读者与作者之间并不是个问题。对亚里斯多德来说，此问题建立在他思考世界这个问题上，我能写三角的定义，我始终遇到的是书写的屏幕，我是一个字母的阅读者，真实的三角并不在文字中，因此我总是在意见之中。通过文字我不能达到真知，因此这有一个紧张。也许你们始终认为我提出这个问题，你们并不提出这个问题。如易经并不提出真理在事物之外，就象“爻”这些东西。宇宙运动在八卦之中，不在之外。对西方，他们写的总是不在那的东西。真理是不可进入的。在某种程度上真理是整体记忆，这个整体记忆是上帝那儿。因此，对于亚里斯多德，他虽然提出非矛盾原理，但他不能证明这点，就不能让其进入人们的思想中，使人们认为这个原理是真理，不能使他与其他人分享。首要的原则他无法做一个证明，而不求助于这原理本身，不能证明A=A。当我们证明Ａ≠-Ａ的时候，就要用此原理，亚里斯多德希望这原理是真理，同时也是基础。但亚里斯多德发现，希腊物理学家在研究时间逻辑时，并没有用这个原则，因他希望这个真理是真的，认为这些物理学家不能在这原理之外思考，但他又不能客观的证明，怎么办？我们仍然还在西方文字的道路上，证明始终与他者联系，亚里斯多德需要一个他者。亚里士多德对他者说：你们讲，如果你们讲我就能证明它不是相反的东西。我们仍然能看到三个对话的范畴。他不能证明，这个证明在这个原则上或之下。他不能证明，所以他必须沉默。他想让他人说这条原则不是真的，于是就让他们说。这里举一个例子来说：一个物理学家HERACLITE（赫拉克利特）讲类似庄子讲的“我们从来不会穿过同一条河”和“同样的东西不存在”，因此他否定这原则。和他一起的物理学家都应该是智者，PROTACORA（普罗泰哥拉）是亚里士多德的对话者和提出质疑的人，还有诗人也是。他们说那个文本我们能读，我们能够理解A不是非A。这些东西对于讲话的人来说能支持他们的思想。因此这些讨论是可能的，因为他们支持他所认为的。亚里士多德说：当你们讲时，希望讲你们想讲的就能达到的非矛盾原则。某人讲，同时他支持他所讲的。我们不能讲不支持的事物，然后说他们是真的。如说一个东西是又不是，正是《易经》的立场，与之相连的真理的定义是不同的。另一些人并不支持他们所说，仅仅是为了高兴而讲，因此他们能讲矛盾的东西。在此，这有另一战略，词给了一个意义是：我们就必须讲话语本身（物质化的词，就是字母记录下来的声音）。因此问这些人：说这个词是为了说这个事还是为了说那个事。这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说话的人认识到说的是某些矛盾的事，就把他们带到背景下（见下面法文标记）.
(他们为了说话的快乐而说话) ils parlent pour le plaisir de parler ( 他们回忆他们所说的) ( 不可证明) ils souviennent ce qu’ils disaient indémontrable
在亚里士多德的地方碰到另一种人，人们都同意我们讲话能讲矛盾，他们能维持所说的。这时亚里士多德的判断是可怕的。亚里士多德的判断：这些人(智者)比动物还低等，类似植物，无权属于人类。这些人就是分析者，因为精神分析的原则是你说到达你头脑中的事，什么都说。我们能看到，精神分析从西方哲学冒出来的，亚里士多德发现了分析者，在2000多年前，即用2000多年来等待精神分析，因此精神分析家不是哲学家。
下午的讨论：2002/09/25
翻译：李安（Antoinne）
问题一（秦）：在上午你讲到柏拉图，主要强调一句话，翻译成中文后我不知是否与法文的一致。文字的传递是一个耻辱的性的传递。如同师父与徒弟的性关系，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文字传递可以等同于性传递，尤其是男性间的传递？
回答：在希腊，可以接受教育的主要是贵族家的男孩，真正的教育这个词可以说得重一点和轻一点。轻一点是指教育就是欢迎小孩子，告诉孩子在社会中应该怎样生活。重一点是：教育是给他一个计划，让孩子实现这个社会的想法。雅典公元前5世纪，就有一种学校强调这种教育，小孩要离开家，有一个男老师，他们的关系有性关系。小孩开始长胡子后就不是小孩子，就不能再接受教育，这种教育在学校3-4年就结束了。有一般的教育，也有性教育。强调体格的训练，训练成武士。5世纪这种教育发生一种变化，越来越知识分子气。能统治人们的是能讲话的人，在雅典，有一家族（最厉害的）最能打仗，因而能说服别人，但有些家族 是用说服：“你们需要的是我”。法国政府的地方是个圆形,有一些木板上面写着法语：“规则，最重要的是规则”。有最主要的任命，都要在这个小院子里，都要讲民主性的对话，写法语。在这情况下，有一种人“sophists”（智者的意思），是能讲话的人，有知识的人。不一定有想法，只会讲话（如政府中的人），你给钱他就替你讲话。“sophists”给他的学生教的不是智慧，而是一些如何说服别人的办法，就像广告公司所教的一些微妙的如何说服大众顾客的方法。但柏拉图认为这种情况很糟糕。实际上，sophists对学生的影响不好，不要忘记了苏格拉底被谋杀了，他认为sophists对学生不好。不要忘了柏拉图就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努力写的东西是强调苏格拉底是好的。但是苏格拉底从未写过东西，他反对sophists。有一种问题在这里，这是一个矛盾，柏拉图与苏格拉底是不是也是一个sophist？柏拉图也是口头讲，柏拉图的行为也是一种政治行为。正是这一点，他强调书写语言不能用来教育，今天早上所说的也就相当于这一点。书写是一个被打死的鸡奸男人。（重复今天早上讲的例子，谁看到这个便条，就是被鸡奸的过程。而老师与学生之间有这种关系，是耻辱的）。sophists与学生之间是靠写来传递的。看书是大男子主义的，因为看书的时候你对看的东西没有影响，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要求老师继续爱上那个学生，不是爱他的身体的表现，而是爱在表现的后面的美的观念。同样他不想用写的书来教育。真正的教育的方法是师生间不用字母，柏拉图的这个意图就是老师是在写在学生的灵魂上，通过话语定居在学生的灵魂上，柏拉图的工作，同时也是教育中无性化教育，即柏拉图式恋爱。
问题二：为什么文字是一个屏障，在人类与真理间？
回答：这永远是个老问题。语言这东西，字母让你看得见，语言一部分是耳朵听见而看不见，拉丁字母要分我能听的和我能看的。读者的工作是通过这些唯一的字母抓住语言的意义。矛盾是一个东西是无声的但却是表示声音的，读书先是解码。为了接受西方教育就得学会书写拉丁字母。读书一直有两点：一是去找字母的声音；二是通过声音寻找意义。小孩学习，先是说出一个声音，最后他问他们是什么意义，“我读了，但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他不知道是什么意义。这是文盲，应该解码，允许解码的是让他能看他不懂的东西，这是二个步骤。老师要强调孩子说出看到的东西的意思，这比第一步更重要。第一步是自发的，看到拼音就能读，眼睛通过一行行句子，而且写上能震动他的。一个西方读者在阅读时遇到不懂的文章就不能继续读，如果遇到困难，就回到第一步，自然地就象小孩子那样发声。屏障是因为书写是话语的一个表象的声音。根据我的想象，中文是这样，用中文读写对他没有二个步骤，只有一步，即二者结合起来工作。中文字是声音意义同时来的，不能分开。书法家写诗歌时同时有诗歌汉字的意义在里面（一个动作中就将二者合二为一）。我不停地讲分离，实际上是在中文中不一定是需要的。但这一点在西方文学上是一直存在的。像足球比赛有一个场地，但没有一个场地要求西方与中国哲学相遇。他们有各自的场地。弗洛伊德是西方来的，无意识与任何一个说话的人有关，当然你的无意识只能通过自己的语言来接近，所以精神分析在中国会有自己的方式，只会有一个中国的精神分析来解决中国的精神分析中的问题。但中国有一个危险（象美国一样）让精神分析变成一个哲学，包含世界物的哲学。作一个西方人，荣格开始接近中国哲学，但是荣格在那一点上并不是精神分析。
问题三（李霞）：你所说的老师与徒弟间的鸡奸关系是思想上的还是身体上的？
回答：是身体上的。有两种不同的东西，一是柏拉图讲的精神恋爱；一是身体上的，是贵族间才有。老百姓不太接受教育，尽管有一些民主，但95％是奴隶，没有钱，不受教育，每一代都像父母一样，不会变成贵族的。实际上这种现象不超过100年，只有几十年。性教育是其中的一部分。对小孩是要克服的是一边遵从一边克服老师，小孩并不应该觉得舒服。这还是一种大男子主义现象，女人在许多地方不应得到快乐，只有男人。最近几十年还是听到一个女人不能得到快乐的话，小孩也一样。如果小孩得到快乐，就是教育没有得到成功。但为了解决，有一种很特别的方法（一种仪式），是一种表象，老师在这个性行为（老师是通过学生的腿间来做爱）中象征胜利。如果老师爱上这个学生，是很危险的，学生应该拒绝。柏拉图反对肉体的爱，然而爱是师生间必须的感情，但应有其他的形式。柏拉图认为在爱中应该是一种观念的美的传递。学生喜欢看书和喜欢鸡奸是一回事，不要太喜欢看书。柏拉图认为需要爱，老师要将爱的意象写在学生的灵魂上。
我刚才讲到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是西方思想很长的发展过程的结果。这是为了强调，剩下的工作是可以被重复。还有一个先生发现中国哲学和西方无意识没有联系，这是你们可以做的，但是还是应该通过西方的。人的关系中有性的关系，有爱欲的关系，通过这个弗洛伊德才发现无意识，他看到了别人不好意思看到的爱欲。小孩也有爱欲，爱欲不是成年人才有的，而是生来具有的，这个欲望在人的身体里就像语言在人的身体里一样。这是拉康不断重复的，语言结构存在于身体中。精神分析中只看中语言，要么听，要么说，是因为分析者与被分析者之间有爱欲的部分，爱欲部分是孤立于性行为的，与性行为无关。在这个结构中，不是让性在社会现实中实现，而是让它冒出来，不用理性，也不用客套话。在实践中回忆与爱欲有关的事情，这个实验不要超过语言。如分析者与分析家有身体关系，就不是分析了，这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在社会中实现一个爱情故事，那与分析实践没关系。所以分析与柏拉图做的有关系。柏拉图区分了爱情与爱欲。但精神分析中什么都有，不超过说话，你要通过说话表现无意识，在分析中，如你谈到爱欲，你也会感到爱欲的感觉，那时，我会给你一个耻辱，也能得到教育。在精神分析中，有一种把爱的感情压抑下来的情况（一种感觉，你一直想说却没说，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根源。通过分析规则，一个人无法回避那些冒出来的情感。分析者不会说，不帮助你，相反，他希望了解你的情感，在这里是渲泄这种情绪。分析者希望他说，但不知道是不是他想说的。分析家与分析者之间没有一个对视的关系，这就有一个保证，二者之间没有爱欲关系。这是精神分析与心理治疗的区别，在一般的心理治疗中，有什么问题，也要干涉。精神分析的作用是与你的现实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话语与现实完全不一样。但是在分析中，对分析者是很困难的，要碰到的是一个说话者的孤独，但就是通过个实验开始影响你的无意识。而在心理治疗中却不能达到，一般的心理治疗也是一种帮助，但精神分析与之无关。这就是精神分析为什么那么猛烈（就是自己在说话，自己发现语言中的爱欲），为什么他说这些话，哲学都是绕过这些，我刚才的态度有点过分。我不是想吓住你们，是想让你们明白什么才是这个学科最重要的，就是语言和实践，不是哲学。
第四讲
我们继续。我们非常快地到达了希腊哲学的两个顶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我们能看到在那种意义上对他们来说语言是中心的。因此这个问题（作为事物真理性的问题）总是一个先决条件，这仍然是语言，如：我们怎样能认识世界。那么这问题就在于，我不知在哪一时候，语言给我们一个进入，或者是这个堤坝将我挡住。对西方人来说，语言始终是堤坝。是因为文字使语言成为可视的东西，做一个屏幕。在书写中使它成为可视的并不是词的意义，而是声音，即我们能听到的。如用这种方法，声音就孤立于空白纸页，这时，语言起了一种物质性作用，意义就是纯粹精神的。这二者是分开的，把它们重组的问题就被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讲话时能否认识世界，正是这个问题就造就了整个西方哲学，因此整个西方哲学引导人们推动哲学的动力是：我是否能认识世界，我们怎样确定好坏，依赖于我们能否认识这个事物。我想重复，一种紧密联系在语言与哲学中的，差别是汉字与字母文字作为文字的两个方面。汉字在空白纸上书写的是语言，当他们在写的时候，并没有区分声音和意义，在写汉字时同时写了声音和声音所包含的意义。因此，虽然中国提出了与西方一样的问题，但是这并不依赖于一种可能性，就是“能否认识世界”，如公孙龙没有一个奠基者的位置。如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哲学思想的奠基者，公孙龙并不是中国哲学奠基者。中国哲学的奠基者是孔子、老子和庄子。他们直接讲道 。当一个中国的圣人在发展一种道的理论的时候，同时，他们也是在讲知识。道与知识联系在一起。而在西方，有一个先在的事情是他不确定他们是否能认识事物，他们被这个问题（我们能否认识世界）所困惑，这问题不可能使他们走得很远并解决。在这路上，中国一直走，而西方则停下了。正是这停顿影响了西方的思想。这正是西方的思想，正是这样，对话才是困难的，中国哲学家指责西方哲学家停顿在那里，相对地，西方哲学家指责中国哲学往前走得很远，但没看到问题，因此没有解决。因此，我们很困难讲同样一个事情，是不是有可能做个间隔，离开哲学。对我来说，在四月份会上，我对大家提的问题有兴趣，所以就来这里。我是在哲学以外来讲这些问题。精神分析不需要和某种特殊的哲学粘在一起。对于哲学家来说，什么都讲，这是他工作的一个基础，这就是一个真理。所有人都讲，讲的不一样，因为没讲同样的语言。我们并不是为了思考而做分析，如果处在分析中，仅仅讲就可以了。正是这样，我说，精神分析是哲学的祖国或者家乡，尽管精神分析产生于西方，但它仍然可能成为所有讲话人的东西，精神分析并不是思考这或者那的事物，是面对话语，面对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因为话语寄在心灵上，并在身上产生了症状。
现在，讲公孙龙，讲亚里士多德到圣·奥古斯丁、笛卡尔的转换。公孙龙子引用了白马非马的例子（我想知道哪些人知道白马非马的事）。我们能看出公孙龙子提的是个语言问题。在西方就认为那个词怎么能引导我们直接到那个事物。困难的是，我们不能确定那个词能驾驭事物。正因此，亚里士多德停在那里，他开始寻找一个一般性的科学，能谈论所有事物。他找到了一个原则：我们不能同时说这个事物，又说那个事。恰恰我们能说，亚里士多德说这种人是植物，不是人，比动物还糟糕，因为动物能用喊声说，而这些人乱说。因此，比动物还不如。因此，他想建立一个要求：你们能够讲，但讲的仅仅是一个东西，这与公孙龙子说的是同一事情。公孙龙子这样一种观点对中国人说不是一个绝对要求，是关于语言思考的有意义的问题，但不是中国人赖于思考的基础。引用公孙龙子《指物论》：一个个地指出一匹马的100个部分，并没获得一个马，因为你将马的100个部分建立于另一基础上，这基础仅在于将这些东西称为马，而不是马的整体。韩非子是个雄辩家，他认为白马不是马，是与齐国的稷下学派联在一起的。一天，他骑在白马上，穿越国界线，他逃脱了关税。对于收税的人来说，白马仍然是马，白马不是马是什么？但他经过这个国境，韩非子将仅思考的东西重新带入日常生活中，这是中国哲学的特点。对于公孙龙提的问题，并不能阻挡人们回到日常生活，反思这一刻不能阻挡人们停止了日常生活，而在西方，这个反思的问题恰是停止了日常生活。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生活的前提是要解决反思的问题，这是他们非常焦虑的问题。在古代后期，欧洲变成基督教领土。基督教对于西方哲学的关系与佛教传入中国哲学的关系是不同的。但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基督教对于西方，诞生在同一地点，而不是外部进来，是创造字母文字的同一民族创了一神教，并不是外来人向大家提出一个新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是同一民族的一个新的创造，是一个新的东西。为了显示新的基督教的信息，显示在什么程度上它解决了什么问题，显示出上帝的一种气势，因此就有一个文本，叫《福音》。基督教就是上帝让他的儿子将《福音》带到人间，《福音》使当时人们面对世界有很好的交流。因为是上帝自己在讲，而上帝的话就肯定是真理。因此基督教就提供了一个方式，对于信教的人，就能解决语言阻隔问题。你必须考虑当时人们的焦虑状态，神谕能解除焦虑。上面那种形式的思维就形成一种思维的紧张。逻辑思维引起人们的焦虑，而神谕仅仅是一个情感的领域。在近1000年中人们一直试图把理性的思考和情感回答联在一起，就成了基督教。在这之前，欧洲就仅有一个上帝，这一千年年中理性仍然在工作，但不是焦虑中工作，而在一个能够获得真理的确定性中工作。哲学就变成了神学，神学意味着是关于上帝的科学。我没有给你们定义哲学家，哲学家这个词是柏拉图发明的，是由两个词组成，philo：爱某种东西,sophia：知识，真理和智慧。在柏拉图时代，有的人说他们有知识。柏拉图的师父苏格拉底说，我们仅仅认识事物的表象，因此柏拉图寻找表象之上的东西。要成为哲学家的第一件事，必须说他不知道，这正是苏格拉底对智者说的。对于柏拉图来说，哲学家就是他知道他不知道，这是通向哲学家的第一步，你知道你不知道，是你愿意走向真理和智慧的第一步。因为你没有，所以你才爱它。在欧洲基督教中，上面的词变成Theologikee,就是理性和神学。神学就是唯一的神的科学。我们讲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 ，圣·不是他的姓，奥古斯丁是他的姓。天主教会把他塑造成一个圣人，所以说是圣，人们认为他是教会的智者，当时用了一个词doctor，现在称博士。当时，对神的信仰变成一个教义，一个真理性的东西，词的前缀就是doc(教义)，后缀是or, 即把对神的信仰塑成一个真理性的东西的人就称博士。后人就延续用了下来。神学家并不是研究宗教的原理，而是创造这种原理，所以我们称为智者。他们在讲上帝时就能懂得真理，是处在一种真正的知识层面中间。正是这样我做一个神学家和哲学家的区分，哲学的知识在寻找知识，而神学非常确定真理就在那儿。在基督教时兴的时代，理性就遭到了排斥。我们现在来谈一个被纪录下来的事情。
在4、5世纪之间（注：从基督教诞生算起），圣·奥古斯丁出生于非洲，后到罗马学习，他想成为一名教授，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圣人（AMBROISE），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让他得到了彻底的改变。AMBROISE是一基督教徒，同时也是一主教，他要对别人讲基督教的原理。当时，基督教仅仅是来源于罗马帝国的一些东西，在一些没有文化、没有教养的地方传播。因为首先接触的是最下层的人民，哲学家和有修养的人没兴趣，因这些话语很没有理性。当时，圣·奥古斯丁所处的时代有知识、有修养的人从不接受这些东西。到接受这些东西的时代，是西方基督教处于扩展到欧洲并持续一千年的时代。这件小事使导致他的一个完全混乱，而后完全改变。他当时是一个很开放的精神状态，很想与AMBROISE有一个讨论，当AMBROISE在教堂里讲的时候，圣·奥古斯丁希望有一个私下的对话。他去AMBROISE家，看见一个男人坐在椅子上，面对一本书，但并没朗读它。在那个时代，默读是非常稀少的事，更多的是大声读，重新找到话语。不仅是AMBROISE不讲，而是他完全专注于书中，而不与圣·奥古斯丁讲话。圣·奥古斯丁就看着他，而这个老人就在那里看书，这样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圣·奥古斯丁想，为什么人们更希望沉默的看书，而不是象希腊那种传统的对话。因为当时哲学的所有学员是在对话中寻找真理，如果人们在连续沉默几个小时，他就有可能变成疯子。AMBROISE看的书是一本圣书，是由上帝写的书，也就说，有一个与真实的话直接接近。而不需要与别人对话就能找到答案。圣·奥古斯丁想知道AMBROISE在书中想找到什么，他发现是上帝在以沉默的方式书中讲，他将以理性的方式，确定整个阅读对于哲学家来说是什么问题，当他确定整个行为是好的时候他就成了一个基督徒。这里有一个文本，是圣·奥古斯丁和他儿子的对话，是一个非常好的文本。他的儿子当时13岁，很年轻，很聪明，对话1年后就死了。奥古斯丁就在记忆中写了这个文本，在这个文本中向他儿子展示他所有行动步骤。这个步骤不是他做的，而是让他儿子做。文本是用拉丁文写的，他讲拉丁语，向主人提问，这个主人是上帝，讨论的问题是语言有什么用。回答是：语言用于交流。奥古斯丁就带领他的儿子重看语言的所有的作用。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知道词能用于交流。他们重新阅读书本，从而得出结论是：我们必须通过词，否则我们不能直接讲事物。你们看到，始终有一个焦虑（在声音被字母化以后），是语言被超载了（多余的），通过字母文字，我们能抓声音的物质方面，这情况下，声音是孤立存在的，没有意义，对西方人来说，他们需要一种文字走向世界。比如为了传递某种东西给他们的儿子，语言作为一个屏幕挡住了教育。就有一个问题：不用语言符号，能不能教育。但回答是不行，必须要有语言，没有符号的情况下我不可能把我们的思想传递给另一人，不能让另外一个人知道我的思想。当他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就有一个对话的转折，伴随着下面的论证：我能不能说一个不在的东西（当我不能找到它在的证据的时候），回答是不行的。如果不能找到则不能得到关于这个事物的结论，奥古斯丁在这里显示了整个希腊哲学的知识。尽管有许多例子都说明我们的交流不可能不借助于符号（这是希腊的思想），但我们不能从逻辑上来做一个绝对的结论，奥古斯丁当时正在做的是将理性带到尽可能遥远的地方，但他仍然保持谨慎的态度，理性永远不能达到事物的末端，在这做一个不可能性结论时，我不可能做另一个结论，这个不可能是绝对的。这样，事情就完全颠倒过来了，他说：相反，我们也许可直接认识事物而不需要命名它，如孩子学说话，每个人不可能都用词来教育孩子，孩子听周围人讲，他如何能知道词意（没人跟他说词意）？他逐渐将声音与出现的周围对象联系在一起。他注意到大人讲话的时候词是与哪些事物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可以看到，某人在学习东西的时候，并不需要命名事物的名字。单独一个人学习的时候他用眼、耳等所有的器官，这时就能理解名字，并具有一种意义。因此，这个意义是人们将它和那些事物联系在一起的，如在白天，太阳光线把整个场面照亮，我们两个或者更多的人看到同一事物，他们面对同一个山，听到一个声音，他们就能命名这个山，如果晚上我们看不到，我们就不能命名事物。奥古斯丁向儿子解释，有一个阳光在我们灵魂深处，当一个人相信上帝时，他就被照亮，这就让看不见的事（与整个生活联系在一起）的事变得看得见。这光线或太阳就是我们真正灵魂的主人，所有人都是上帝创造的，灵魂中都有这种光线，因此，就必须听取外部人的话语，他们就能给予一些空的名称，我们就能通过内心的真理去知道他说的词是真是假。正是这样，传递在奥古斯丁处就成为一个新的理论，真理始终在我心中，就不必要到别人那去找，任何人都不可能把别人的东西给传给我，师父只能传递词，那些词仅仅是引起我做内心的这种工作，然后知道这些词相对我心中的主人来说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时，哲学家的交流就变成平静，同时人与人间的交流保持了其重要性，真理不是由他人而来，他人的话语仅在于帮助我知道内心的真理，这是基本的交流，这就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从这知识得到解决开始，伦理学问题和政治学问题同样得到了解决。基督教是伦理、道德，同时是生活的方式。根据这个，基督教有一个政治的计划，就是要使整个世界变得和平。那些国王生活在现实中，而基督教是对未来的问题，这计划要在于让那些国王屈从于基督教。由此重新构造一个罗马帝国，是由教皇来构造，但教皇并不像国王那样统治，他像一个皇帝一样（对于基督教信徒而言）。因为罗马帝国分东西两部分，因此东方的基督教徒们就不承认在罗马的教皇，这新的罗马帝国实际是建立在欧洲的。这样一种政治计划在1千年中塑造了欧洲。直到16世纪的灾难。那时，基督教内部发生了战争，教徒间战争不严重但经常发生，这个地方的战争不涉及到占领别人领土的问题，而是为了神学领域。因为他们不同意关于同样一个上帝。这导致了一个裂口，在此基督教的主义就终止了。当时，基督教的特性是想将整个大地全包裹起来，然后走向一个未来，路德从小就有这个概念。不是因为谁有道理谁没有道理的问题，是因为仇恨在他们中爆发，仇恨显示了基督教的政治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以上帝的名义在地球上建立一个和平是因为上帝的定义引起了人与人间相互斗争。他们以同样一个真理的名义相互仇杀，正是这个我们不能修复它，正是这打开了近代史。
提问：
1 居：苏格拉底听到一种声音的神谕：你最聪明。这和奥古斯丁的神有什么不一样？
回答：谕言类似神性的东西，在大地古老的地方都存在。当时是一个习惯，人们都会说，你长得很漂亮，很聪明。对苏格拉底来说是很严肃的问题，苏格拉底让大家知道是一个神在讲，至少我们相信柏拉图是这样说的（是柏拉图讲的）。苏格拉底说话时，这个神的声音在苏格拉底的内心说：苏格拉底，你停下来，你不要乱说。苏格拉底很重视这一事件，他讲了内心的神谕，他声音不是内部的主人，这个内心的主人是一个神，它包括了所有的东西。奥古斯丁最早写的书是《忏悔录》，写了他的私生活，是一个对上帝讲的书，类似一个回答。因为我们有个《圣经》，是上帝写的，他看了后就对上帝说：你是最最伟大的，但是我还是把你包在我的心中，最大的也是最小的，因我最小，我能包容你。奥古斯丁是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是说阳光照射后，人们能利用同一名称来谈事情（因为内心有阳光，所以人与人之间可以交流）。
再问：苏格拉底听到的是声音，而这一点是不是和字母文字产生哲学有关？
回答：苏格拉底与那些人讲，并不是和神对话，因声音是出乎意料的来的，是传过来的，而不是神说的。
第四次讨论：2002.9.26
翻译：李安（Antoinne）
问题一（萧）：我以前去韩国的牧师那里，牧师说，全世界唯一的一个教就是基督教。他说佛教，穆斯林等宗教都不是信仰，是哲学。圣经里讲的都是故事，就没有什么对还是不对。我想到上午讲的西方人为什么信一神教？我的理解是因为西方人在思想的时候就是书写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找到真理（从古希腊开始），这是不是圣经里有很多故事的原因？而这些故事也是为了让人相信？
回答：这个问题有一个很长很长的答案，先可以说的是：一个人为保护自己的信仰宗教，肯定要说我们是对的，他们是不对。因为这个基督徒回答时(牧师)同时也是在批评他的书《圣经》，他想说的是关于他的信仰。法语有两个词表示信仰：“你自己相信一个道理，只是相信”和“你接近一个道理，一个人说服你，你就相信”。书里有很多故事，你可以说你不相信这些故事，他相信自己的“foi”（信仰）不是从书里来的，而是从外面的另一个地方来的，这是从哪里来的？现在注意到，基督教是两个文化相遇在宗教里的一个结果，有一神教在基督教之前，这个一神教是犹太教，犹太教也是靠书讲自己。基督教他们先用犹太教的书，对基督教来说，他们的宗教是犹太人的书产生的效果。这种效果是一种实现，一种历史上的实现。在犹太人中有一些人不停地看这本书，《圣经》的第一部分，因为他们真的的相信这本书就是上帝的话语。一个人能意识到世界万物都在这本书中，去跑全世界看东西就是浪费时间，这种阐释在这本书都有。要提示的是，书中有更多的东西是看不到的东西，但一定在书中。这跟我自己的研究有关，而这种想法在法国是一个新的东西，这是严肃的，不是通俗的。我用希伯来语来写：BERCHIT YAWEH CRRA LE CIEC ET LATERRA即“上帝开始创造天和地”。犹太文人都学希伯来语，对他们来说，每个字母都是一个数字，每个句子中的数字相加都是一样。这个句子是《圣经》的开始，讲的是上帝的儿子如何到世界，《圣经》有四篇文字非常重要，是JEAN写的，但这些文章都是用希腊文写的。同时，基督教最重要书都是用希腊语写，因基督教系统慢慢地建立自己实际上是在罗马帝国，最常用的语言是希腊(那里的普通话)。这是他的假设，而这个假设实际上是犹太牧师写过的。
我继续说他的假设，这些希伯来语的文本都被毁掉，因为他们是在基督教中的少数民族，同时罗马的部队要毁坏他们的国家。从那时起，犹太人就四处散，现在问题犹太人的问题就是从那时开始的。现在的以色列是2千年前消失的国家，这是发生在那时历史上较奇怪的事情。原来这个民族像他们写自己的书那样进一步发展，实际上这本书后来变成了罗马的用希腊语写的了。为什么我敢说这样的事，因为我们看Jean的文章要看希伯来语，如果你仔细看希腊语，有许多说法实际上是希伯来语的说法，一个常用希腊语的人肯定不会用这种写法。如果你们把这个希腊语译成希伯来语，在每个字母下要写一个数字，最后发现数字是一样的。那段话的意思：开始是话语，话语在上帝身边，话语是上帝。这句比上面更长，但数字是一样的(每个字母对应于一个数字)。第二个句子已经有所发展，比上面的句子多了一些解释(顺便可以看看希腊人与希伯来人用词的区别)。就是说，犹太人他们用词的时候，字母对他们来说有自己的存在。对他们来说，字母不是像我昨天讲的“字母是屏幕”，因这个字母就是真理，唯一可以写的就是用上帝的手来写。同时几百公里的地方外的希腊人的字母表比西方多些。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希腊的人字母写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东西而不是学上帝，他们用字母写悲剧，所以希腊与世界有直接关系，而不是通过上帝。基督教是继续发展犹太人的工作，让犹太牧师的工作没有意义了。因为有了希腊的东西在里面，这文章突然与历史事实有关了而与犹太人的书无关了。准确地说，这两种东西混在了一起：有一个绝对的意义在《福音》里大家都能接受的意思，另一个意思是历史的意思，在书上可以看到历史上的人物。你刚才讲的牧师，可以说《圣经》上的文章与牧师没关，同时他可以相信有一个真理超过书上的东西。今天上午讲的奥古斯丁与这本书有关，每个人相信书里面是上帝的寺庙，上帝每天可以在里面说话。基督教一神教的特色是，穆斯林和犹太的宗教都是来自一本书或者是上帝自己写的或是上帝启发的，但基督教他们不稳定，因为已经通过了希腊人。昨天讲过一个三角形的概念即文本—读者—作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奥古斯丁说他看到上帝进入这三角的概念，奥古斯丁自己就变成了基督教教徒。
问题二：上午说的一段话“如果是处在分析中，仅仅是说就足够了，所以精神分析是哲学的家乡，祖国”，我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回答：我当时说话的意思是，哲学思考同时也是记住你自己的思想的记忆方法。就是说，可以把思想联在一起，推理从而得到一个结论，这就是思想的过程。用书写对这些很有帮助，可以把每个思想连起来。这是为什么哲学是可以写下来的东西，哲学思考比人的记忆力更宽广。精神分析不写，是话语的一种实践，我们也可试试把它写出来，但这不是分析。分析只需要说话，不需要别的，书写也不要。做分析时就不写字母，因为分析是说话时的情况，在分析中，你分析的每句话都重要，特别是出错的地方(在写中可以改)，在分析中这都是最重要的。分析家不停地听每一个被说出来的东西。我还是说，在分析中不需要思维，而哲学需要推理，不停地思维。在分析中你不停地有思维而不能控制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因话语的推理是不同的。如果讲精神分析，大家可以结合起来，把它看成一个祖国是大家的祖国，特点是排除推理，只是用分析实践而得出结果，准确地说，在中国和法国那里一个人正在分析与分析者二者之间的情况完全一样，即他正要讲话，与一个不认识的人讲话。
(居飞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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