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与哲学
主讲：法国巴黎天主教学院教授，精神分析家 洛朗·科纳日（Laurent Cornaz）先生
主办：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 四川大学心理研究所
翻译：霍大同 李安（Antoinne）萧晓曦 记录整理：周华 陶杏华
整理：居飞 秦伟
第一讲
洛朗·科纳日：首先，我非常高兴与大家在一起，差不多是一个偶然的历史造成一个很好的事情，希望从引用一些问题（我们要工作的问题）开始。那么我与其说是从智力上考虑，还不如从历史上说是怎样诞生的。这个偶然的事件对我来说是一个深刻的事情，是一些朋友邀请我到这里，在此之前，我对中国无感性认识。
当时，我被邀参加四月份的精神分析研讨会，我看了一本中国的书，引用鲁迅的句子，对他有点意识。鲁迅讲弗洛伊德，从一个距离很远的角度讲精神分析有两个问题：一是太快，二是太硬。我认为鲁迅对弗洛伊德的批评在欧洲是很流行的；另一方面，鲁迅对精神分析的判断维度与中国哲学的传统联在一起，与欧洲的批评不同，对此我并不知道更多。想到此，就准备了一发言回答鲁迅的评论。同时对我来说，对精神分析的反对，拉康已有一个回答。
当时，我没有在大会上讲我准备好对鲁迅先生的回应的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对于鲁迅他自己的思维方式角度我无法回答，对我来说，就没在会上讲鲁迅，讲了另一个问题，西方哲学给精神分析带来什么？精神分析给中国和中国对西方带来了什么？在你们中间你们对精神分析感兴趣，同时做过精神分析，这对我来说是个很有趣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哲学源远流长，同时有很多变化，又很复杂，而在此背景下你们为什么要寻找一个答案，而这答案在中国之外，也许这个问题使我们一起工作，来回答它。
首先，我们要回答的是精神分析在民族性或文化性方面的问题。也许精神分析可以允许不同民族、文化同时提出新的问题，这问题不是从外部灌输进来，正因如此，我很高兴受到四川大学的邀请同大家一起来展开此问题的讨论。在四月份我没有展开，而现在不是我一人讲，你们也有疑问，我从我的独特立场提问，而你们从你们的角度提问，促成这件事情。在此意义上，对我来说，就回到四月份的情境，我本准备讲鲁迅，但说不定又撇开，讲了另外的问题了。
相信你们应该知道，精神分析首先是是一个实践，一个话语的实践，唯一的仅仅是一个话语的实践，就象我们现在谈教育同样是话语的实践。有什么不同呢？那就是弗洛伊德带来的（近一百年来）。老师与学生这样的话语关系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我想对大家陈述，话语与文字间有一个联系：知识的文字与哲学的反思是联在一起的，而精神分析话语实践是排除文字的。精神分析的实践，是两个身体紧密联系，且要排除二者目光接触，因此，是倾听话语的。在这个意义上精神分析是一个很奇怪的实践。弗洛伊德与拉康的著作是想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精神分析的话语实践是有效的？我们可能认为，弗洛伊德与拉康的著作，类似哲学著作，他们区别其他哲学著作是倾听这样的话语（一种新意的、很奇怪的话语），因此可以提出假设，弗洛伊德把这个假设称为无意识。
梦、口误、谬语和症状，这些东西被当成文字阅读，因此就有可能解码。这样的文字是我们身体中产生的效果。正因为如此，我想讲的东西是围绕文字构成的。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文字创造和文字的制度，更多的是与欧洲联系在一起的文字的发展。也很可能，我们讨论汉字，汉字是与欧洲文字不同的。汉字的发明变成制度差不多与欧洲产生文字相同的时间，之后，我会讲文字的变形，最后产生科学，然后讲弗洛伊德、拉康，讲无意识在我们的内心留下很多痕迹。那么，今天我们讲文字在人类社会最早的出现，这种文字促成了反思和研究。我将很快地勾画出一个图式，文字产生怎样影响哲学的产生？也就是说知识的产生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提出的，同样提出了善与恶，伦理学与道德的问题，我准备了三次演讲来讲欧洲古代在这个时代发生的一些事情。
我要强调的是我不是谈哲学历史而是谈刚才提出的这个问题，然后又有三次演讲围绕现代性的问题（科学问题），即科学的独特性问题。同样，善与恶、伦理与道德问题当时是怎样在科学的背景下提出来的？第三部分是从弗洛伊德的关于无意识的假设讲起，也就仍然是在现代背景下精神分析带来的善恶、科学、伦理学的新的讨论。我尽可能留更多的空间来给你们提问，如每天下午和最后一节课。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知道自己文字的历史，在欧洲，最后欧洲发明字母文字，但是文字创造这样的系统又有它自己的历史，我将讲这样一个上千年历史的过程。这个字母的历史来源于最早的几个文字的民族：埃及人、犹太人、腓尼基人，所有这些也包括希腊人，尽管我刚才没说。这个文字历史的创造和一神教的历史是连在一起的。在此前，是多神的世界，是许多小神而不是大神。我们在柏拉图的著作中读到一个神，一个埃及神——达摩特。一个埃及国王，凭借达摩特神创造了文字，这个文字创造的同时就是数学被创造，还有音乐（因乐谱是数字构成的），较高贵的文学也是。文字的创造导致一系列东西的创造，是国王来判断这些创造。如果我理解正确，在你们国度，是一般的人创造了文字，为什么，在欧洲尤其是地中海地区的古代民族，他们想象文字不完全是人类的东西。在此，我想指出一个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在二战前，1938年，他在巴西，当时他正研究贫困的印第安人，在巴西的巴西高原上，这些人没有文字，不是农民，而是一些猎人，一些采集者。一天，部落首领召集大会，邻近部落（或近或远）的人开会，这会是不同部落的人相互交换机会。列维·斯特劳斯被邀请参加，同时他带着礼物去。在列维·斯特劳斯与印第安人之间，及印第安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的关系都很差。列维·斯特劳斯对此感到奇怪，为什么他们关系不好，还能一起来。他观察到在这会议上，有些人没有吃东西。他就拿来一个笔记本不断地记录看到的东西，印第安人看到他在做这件事，就模仿他，用树枝在地上画，类似于画一些图画样的东西。
在印第安人紧张的相互关系下，他做了这样一件事情。这个首领在人类学上被称作信息的提供者。必须注意，此时，列维·斯特劳斯说不定与他们之间一样有交流，因他生命依赖于印第安人。列维·斯特劳斯的整个所有对印第安部落采访建立在他与首领的友谊上。一天，首领在树叶上画很多东西，当列维·斯特劳斯讲话时，他将树叶递给列维·斯特劳斯而没有说话。列维·斯特劳斯拿到树叶不懂。就说，你回答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能否再解释。列维·斯特劳斯将此树叶作为首领对他的回答，通过画画，首领解释了部落之间的关系，及其困境，因此，列维·斯特劳斯进入了首领的内心秘密和生命。列维·斯特劳斯为此而有很多反思。反思的结果是：文字能起决定的、控制人的作用。列维·斯特劳斯通过这看到了文字起了带着知识的作用，同时还有一个作用是沟通人和人之间可能的交流，即起着平等的作用，在这种平等作用的另一面，是文字对人自身行为的控制作用。没有文字时，人可自由思想，而有了文字，文字把它强加于人的大脑从而起控制作用。我们有两个例子：第一，在埃及时人们认为文字由神创造；第二是列维·斯特劳斯的例子，看到文字是一个控制性的工具。在中国文字创造中，是皇帝来决定需要的文字，而不是神来决定。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小差别，在中国文字的创造中，能看到一个权力而不能看到在欧洲的超越性的东西，这东西发生在欧洲。我们能注意到，文字发明在人类发展中是一个很近的事情，人类生活上万年，几十万年，乃至几百万年是没有文字的，后来文字发明后是慢慢扩张出去的。
在没有文字的社会中，仍然有文化代代相传，在这个意义上文字不是文化相传必须的工具。但文字也许稍增加点东西，使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有权力。正是增加一点东西，促进了文化一代代的传递。我有一假设：所谓文字神圣的表象的产生是在中东地区。在这些民族中，文字成功地导致一个运作，把不能看的变成能看的，也就是在这话语中有一种权力，要使话语有效，就必须有一个权力，否则是无效的，话语从未在人与人间平等分配。这个人或这个地方的话语也使另一人或另一地方更有权力，这种话语分布不平等对应于社会、家庭的不平等结构。因此在埃及，古叙利亚，犹太之间，部落首领认为他的话语是从另一个地方过来的（为使话语有权力）。文字是有一个奇怪的特征，将看不见的、也许是话语本质（权力）的东西变成一个能看得见的东西，你们必须理解它，只有理解这东西，才能理解西方历史。说到中国，很早就知道《易经》，它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文字，它不是以可视的痕迹表达一个不可视的东西。我有一个汉学家的法语本的中国思想史。其中有一个韩非子的故事：他写了一个“象”，有一个这样一个意思，人们很少看到一个活着的象，但能找到一个死了的象的肩胛骨，从而显示它是活着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把思想的象形成一个文字“象”（圣人立象以尽意）。霍：“系辞”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当它变成活的形象时，就形成一个具体的事物，这些发生转换的就是永恒的阴阳的交替，使象和形之间发生转换，正是这种永恒的交替造成了运动，弥漫到宇宙的所有地方。（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
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是象与形的关系，象是与道相联的最高的东西，是某种不具体的、不确切的同时不是完全能看到的东西，只有形才是具体的，能看见的同时能描述它，它是怎样从“象”到“形”的？正是这样一种思路，创造了文字。《易经》的文字就是“象”，它不是指具体的东西，而是这种过程的运转起作用。《易经》的文字与犹太文字完全不同，为什么《易经》先把64卦看成一个整体，才能说某一个具体的卦？《易经》描述的是宇宙的运动。柏拉图的《费德罗篇》是通过绘画来描述，《易经》并不是说它想说的东西，而是表达在整个运动中，这种运动的形式不是具体的词。还有一个，如能懂《易经》的“象”人是智者，问题是《易经》的文本并不具有一个权威性，能直接表达某种意思。在此意义上，这个文字并不需要一个人的话语。具体来说，就是《易经》的“象”、“系辞”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尽管《易经》说了这个话，但读者仍保持自由解释文字的自由性，可以有与文本完全不同的意思。进一步说，《易经》文本本身呈现宇宙的运动过程，文本与读者之间，都有一个自由的解释。在西方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读文字的人，有一个感觉，他们象一个贼，从上帝那儿将文字偷来。如列维·斯特劳斯遇到的首领是个偷文字的人，他首先看到其他人在写画，他偷过来画，显示他有一个比别人大的权力。之所以如此，因为文字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上：把看不见的东西抓到看得到的东西上。那种语音是由呼吸产生的，呼吸是生命，当一个人死的时候就称为断气（中国话说）。在西方，书籍是神圣的东西，因为它包含了死人的东西。如我现在就讲希腊，也有这样一种情感。目前为止，虽不完全为我们意识到，但这种情感开始于希腊。《易经》不是个人话语，不是一个人说，另一个人使之变为文字。《易经》作为一种结构，在很长一段时间被构造，无论开始与最终，作为结构，是独立于人之外而运转的。我们不必去想作者是谁，这不重要，如果我们理解康德著作，我们自然会想一个问题，康德如何想，为什么这样想，我们就进入康德的生活及呼吸。这样一种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是从希腊开始的，文字始终建立在对作者话语的意思的理解上。我们读《易经》，是人类思想的结果。就象我们在其它的书上读到这些东西，如读牛顿的书，知道是讲宇宙运动的事情。这是我的第一个论证。
字母文字的技术的产生过程是一个逐渐过程，很慢。首先，被写的东西是耳朵听到的，尽管在文字中有些东西不是声音的符号，而是帮助人们认识文字，例：希腊房子的绘画，但是仍然是表达房子的声音。指示的是一个人，在读的时候眼睛必须沿着这个方向，相反也是同样的。
(cartage）——非洲。由腓尼基语言进入其他地方，罗马后来把cartage这个国家消灭掉，这里然后就没有了生命，)
公元前1400年时，腓尼基人文字非常重要，从象形文字开始演变到字母文字。它是个航海民族，并因此而造成对世界的影响， 闪米特语言重要的东西是，句子的意思是通过辅音发出的，如ka，“k”是辅音，“a”是元音，文字是建立在声音基础上，因此欧洲对声音很有研究。如ka-ra-o-r，就听到四个音节，每个音节由一个辅音和一个元音构成。正是这样可以通过音节将声音切断，当时腓尼基就使用了一个音节 “ka”等，这叫音节文字，通过音节可产生2000-3000个音节符号，它有两个特点：复杂、精确不会弄错。当然我们必须知道他们的文字系统。 其由小群体掌握了这个系统。因腓尼基人主要是海员、商人，他们到处航行，遇到很多民族，讲不同语言，他们的音节文字都不同，但腓尼基保留了最低限度的文字系统，将ka合为k，阅读时自己判断后面的字母是什么，很不精确但非常简单，最后简约为22个字母，每个孩子都能学，但不能学2000-3000个字母。最后造成一个结果是对世界历史的影响，这在欧洲西方都是很自豪的事情。
西方人认为东方是印度、阿拉伯地区，远东是中国。腓尼基带着这些字母遇到了希腊文字，希腊语与闪语不同，不是以辅音为主，而是通过元音表达。如不能标定元音则无法表达希腊语。22个腓尼基字母到希腊就变成了24个，这24个字母含有所有的元音，具有书写的简单性。这个系统允许读者发现文字，一个句子不认识，但可以读它。在此字之前，要么是一些祭司们认识这些文字，能写能读，要么是另一系统，讲商业方面的、日常生活的事情，在这二者系统之间都不能允许读者阅读一个新的文本，文字不能为一个不知道的读者写一个文本。这时，文字是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祭司与商人们的使用非常局限。因元音很重要，希腊人在转换（通过字母转换声音的方法）时创立了元音字母，就象现在我们要写a、o了。我们重新将这些碎片组合，这时就叫字母文字，我们发明20-30个字母允许转换声音，且这声音带有意义。正是通过偶然的地中海角落发生的事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变成这样一个文字后，就成为能描述声音的文字，就具有普遍性了。
因此就只有一个字母能再现声音，是因为这些字母都是独特的字母，有些语言中有W，有些没有，在photo法语写ph，在西班牙是F,有一种变体（字母变化）。但这些变化建立在一个字母能转换其它声音的基础上（由20-30个字母转换声音）。如果没有希腊语，就不可能有一个机器来书写所有语言，这个机器允许有很多的字母文字，扩散到整个地球去。同时，有很多语言用字母文字书写。相反，我们回到文字的权力，当一个语言借助文字在世界各国流传，这时就占据了讲话人的位置。我们在世界能看到有些语言简单，就成了做生意的工具，所有语言是被讲出来的，只要能讲就能字母化，只要能找到代表声音的一个字母，就能代表某种意义。我们不断根据需要修改，追求接近一个近似值。重要的是，读者能从文本中找到作者的原始话。中国的拼音就是字母文字引入的东西。拼音至少可以让大家交流，更有意思的是，中国人对拼音的抵抗。西方人在扩张中遇到许多没有文字的民族，这些文字就变成了字母语言，西方人遇到的已变成文字字母语言的很少，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就更少，正是这个地方是非常有意思的。如果保存中国传统，没有文字是不可能保留。读《论语》不可能用拼音，孔子写《论语》时是用文字书写，因为文字本身的词有很多意思（一词多义且多音），是不能翻译成其他语音的。一个民族与另一民族交往时不能简化，通过一个文字的翻译来交往是不充分的。在此意义上，当人们充分认识自己的文字时，就保留了自己的传统。因此存在一个不可翻译的地方。通讯也是这样。我们的交流是建立在不可交流性上，交流时，我们不懂进行什么样交流的才是有意思的。如果你说的话别人都知道，这种交流是不好的，正是这种不可交流性，使我们保留了一个与他人交流的愿望。
最后，在分析的实践中，正是这个不可通讯的部分在起作用。在信息传递中，我们知道许多东西是不可交流的，我们听到的是外语，在社会中，我们所有的交流是去掉误解，在精神分析中，我们相反是和这些误解一起在延续。
（时间：2002-9-23am 9:00-11:30）
第一次讨论： 2002/9/23
翻译：李安（Antoinne）
问题一（杨新）：中国语言的权力是皇帝的权力来表现的。文字是有权力的，在欧洲认为是神产生的，一些有权人把自己所说的说成是神说的。我认为文字是皇帝产生和文字是神产生的二者区别不大，你认为有什么区别？
回答（洛朗·科纳日）：最好是不要区分得太细。首先，我对中国的理解没有你们好，但我知道皇帝统一了文字，在中国，皇帝是控制了文字的。在西方不能想象，皇帝真的不是代表了上帝的声音。中国皇帝处在一个很复杂的结构中心，他不说话，代表这个结构没有问题，他若有话要说，则表示结构有问题。不会有信息从上天来，不是上帝要通过皇帝给老百姓传达意思。
杨新：欧洲情况怎么样？
洛朗·科纳日：区别来自于感受，语言的共同点是怎么运用语言，这个地球上有很多种语言，各种表达方法不一样，但西方至少要少一些，可能因为我们发明了字母表，这个系统不考虑什么法语、西班牙语，什么语言都可以，所以基本上可以用它来记述所有的语言。西方有个不好的习惯，语言和字母表是一回事，他们表达一个可以被看见的东西，这样慢慢地强调语言。世界是可以被看见，不管它要代表什么意思，在西方不能看见的东西就是神，这个神（上帝）是那么重要，多个神变成一神教。希腊一直保留多神教，而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在埃及那里他们都浓缩成一个神。
问题二（王剑）：在中国文字不是纯粹的拼音字母，也不是纯粹的象形文字，而是处于中间状态，是不是因为强调图象的作用，为什么中国文字没有演变成象西方那样的字母文字？
回答（洛朗·科纳日）：中国文字的书写很结实很牢固，拼音不能代替，用拼音代替文字始终缺少什么。有很多种方式来写，如用一个词来表达两个意思。语言在西文有两个概念，一个抽象的La langue，如 le François , le Chinois, le 是语言，写法语用拉丁字母。而汉语不仅代表语言，也代表文字。为什么用拉丁字母写汉语是行不通的？有很多人想用拉丁文写汉语，但为什么不能，这又回到关于语言方面的问题上了。在精神分析中，言语是上帝，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如此感兴趣，同样在中国大家对为什么不能用拉丁文写汉语感兴趣。用拉丁写汉语和用汉字写汉语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中国人在写的时候，是没按神的声音写。就是说：说话的人不是语言的创造者。中国的对联也是这样一个词一个词对下来。《易经》的写法系统，写的不是语言，写的是比较大的事情。表达的是天和地等全宇宙的东西。文字只是一个符号，由此可以想到全部可能性的东西，从这里，你可以开始理解中国的文字，看起来很丰富，可以没完没了的繁殖自己。正是中国文字在造句中有很多表达，能表达很细微的东西，这样的语言可表达全部的语义。西方文字是很小的小系统，这些字母表达大家都用的声音，就是字母系统，系统是元音和辅音的组合。这个小系统能表达所有的语言，包括没有发现的语言，它在耳朵里能听出来，我自己把中国语言看成易经一样的东西，但不是阴阳，而是包含万物的东西。几分钟前，我说中国的书写很丰富，没完没了，在自己的系统中通过阴阳包含万物的东西。但字母表只是从小不停的往外表达，ABC系统就能表达全世界的话，西方学书写就是学写ABC。在中文中，学会书写就是在学习世界万物，如写不仅代表一字，还有一物。中国书写那么活泼，有生命力。我们将有几个系统在世界上，而不是一个系统，这无论是对于中国人还是西方人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知道对方也有一些方法来做事情，了解对象，用另外一种方法做事情。
问题三（李霞）：人是不交流的，那么在分析过程中，精神分析家和分析者如何更好的交流，仅仅用耳朵吗？
回答（洛朗·科纳日）：今早我说，我们交流的很好的时候是听对方说。我们一定知道的事情，如报纸上证券指数的变化，每天都有信息告诉我们股票的变化。我们知道我们要寻找什么，虽然我们不知道结果是什么。后来我们发现人性的交流是不变的、文明的交流。弗洛伊德发现语言中有口误。那么这些语言在表达什么呢？精神分析家对此觉得很有意思，精神分析身上找到的完全不是最好的教育，不是最好的交流方法，因此分析实践中不必相互看着，问一个问题，他没有答案，甚至有可能不要看对方是有必要的。最重要的是倾听，可能中国人习惯在语言上专注一些我们听不到的东西，有可能分析方法就会受到影响，以后分析会变化，这个是你们以后要做的。先要仔细的看弗洛伊德和拉康,能在其中看到什么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分析症状，要与症状和平共处。精神分析开始于此点，如果一个症状不能有效的被组织所容，它不停地回来，这是欲望的作用。这个欲望与症状有关。这个欲望在症状下不停敲打说：“我在这，我在这儿”。
问题四（周相吉）：精神分析有一个假设，每个人都有神经症，这个假设是否成立，如果不成立，如何论证？
洛朗·科纳日：词语是活跃的，当弗洛伊德谈到神经症时，他讲到他的这些接受分析的病人，这些人在社会上精神上是残疾的。我希望我们有时间专门谈谈弗洛伊德，他讲了一个小汉斯的例子，是弗洛伊德提供的唯一一个小孩子的案例。我很吃惊没被译成中文，你们可以翻译。弗洛伊德谈到小汉斯的痊愈，痊愈在精神分析中是个老问题，痊愈是一个很好的礼物，能不能痊愈我们是无法预计的。如果我们不谈论正常就不能谈神经症一词，什么是正常，精神分析不回答，在社会中才能得到，别人才了解我们是否正常。也可能，有的人认为他正常，但别人认为他不正常，相反情况是更常见的。分析是一个文字游戏，神经症是正常的，将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就是“神经正常症”，normal(正常), névrose(神经症)，和normose发音相似。在精神分析要谈的是欲望，接受分析是因为有一个事情想说，正是症状表达我们的欲望。就是要做分析的人要面对自己，不仅是肢体的，而是根源的东西。精神分析，就是这样，完全不用自己的语言慢慢地移到别的地方，用肢体语言的帮助，就会发现一个变化.这变化能帮助你让症状消除，或者症状也自己去移动（指症状被另一症状替代）。这和心理咨询很不一样。对一般传统的心理治疗，症状是一个不正常的东西，但对精神分析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看的是你说什么，而不是你正常与否。精神分析能得到的是病人再也不说抱怨。找个方法理解自己的欲望而不是使欲望消失（你会喜欢你的欲望——这时最好的情况）。没什么固定的客观的标准，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般的医学是，把一个症状固定起来，然后用药物，而精神分析是整体的。
第二讲
今天早上讲希腊，尽管我不能回忆昨天我讲了什么。如果昨天的东西还能在你们那里有印象，这是不错的。今天我继续往下讲。
今天讲字母的最后后果，希腊处在历史的位置上，他们创造字母文字，如同所有创造文字的民族一样。在创造文字之前已有了口头的文学传统。有一些口头的文本可以通过人的记忆进行传递。它的音律很易被人们记住，有一个规则在口头文本中滑动。同时，它是从外部强行进入文本的（在此也许有一个中文的比较，且不说）。在希腊，规则是时间性的。必须要通过一个时间规则才能把它理清。将句子切分开，我们称为诗句。当时的切割规则不是规则性的，是声音的，是实践性的。在很长一段时间，文字是音节文字，意味着我们可将其切割成一个单位，这仍是实践的，可成为长度不同的句子。你们要注意的是：那时音节不是词，只是词的一部分。在切分的时候，实际上是将词切成一些音节。古法语是在17世纪发明的，时间很短，在创造期间借用了罗马的拉丁12个音节，法语中一个音节就是一个脚，法语的12个音节就是12脚，类似中国的律，所有都是双音节。在诗歌中有一些革命，诗歌有些成单律的而不是双律的，因此走路时便一拐一拐的，就成了现在的诗歌。我们再回到希腊，当时诗歌是悲剧的。说诗歌时，不是某种东西呈现，也不是某种韵律，而是从下面出来的一种节奏。所有大厅中的人都感到这个节奏，但自己并不知道。当时发明诗歌的人是法国人，因为法语有一种声音是特别的、是中性的，写作E，这个字母频繁在法语中出现，20世纪作者Gergore ·perel（乔治。德海）写了一本33页的书Cadisparimon(《消失》)。在书中，元音全消失。因此，他自己禁止在单词中使用E，这在法国是一个爆炸。如你没注意这规则，你就没法读。故事就象惊险小说一样，他的双亲死于纳粹集中营，但他不知道死于何处。
我们回到上面。法语是一种方式的诗，它强调E，法语姑娘（fille）的词尾就是E，下一个词如果是元音，这个E就出来，如果是辅音，这个E就听不出来。这时E就不是一个音，而是一个时间。在此就形成了一个节奏，正是法语发音非常轻柔的东西。因此这种方式就成了一个自行车的坐垫。讲这些的目的是想说在文字创造前诗歌的形式。拼音文字产生出来时就是将诗歌搜集起来放在一个地方。有一个与中国的诗歌的区别，中国字是完全视觉化的。在中国，写诗歌的书法与写意的山水画是同样一个东西，是同一个东西的两面，没什么区别，书画同源。在欧洲则完全不同，西文文字与音乐更接近。艺术是为了支持一个观察，而文字则对记忆提出了问题。在希腊，那些类似巫师的人，大脑中记了成千上万的句子，任何一个君主问为什么，他都会根据句子答出来。当这些人在唱诗歌时，他们总认为是神在让他们唱、传递。昨天就谈到文字创造可视的东西与不可视的神在表达他的话语之间的关系，这时文字对所有人都是一个问题。此时文字类似渔夫的网，投下去将所有话语的声音网住，同时文字允许我在他们不唱的时候看到那个话语。
这时有一个问题。当有一个文本时，是谁在说——有三个东西：1，是不是作者？由此追朔到神，是神让作者写的；2， 是不是读者？因为字母是死的，是读者的阅读使之活；3， 还是文本本身在说？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在字母化的过程中。我提出的就是解释古希腊文字的后果。古希腊很早时，人们还没有用文字转写诗，文字仅用于墓志铭。他们用橄榄油在鑵子上写字，都以第一人称写，类似于这个物品在说，是文字让物品说，第一批文字是让文字的支撑物来说。(高老师附：老师说希腊语中有一个词“AεOS”主要是荣耀的意思。当你在说你的名字时，就要用这个音，这样越多的人叫你，你就越荣耀。在中国，你们就做了一个横幅，只是不是用来叫的，是看的。在希腊，要求名字是让别人都知道的，因此刻名字在墓上，让别人大声读出来，类似于宗教的祈祷。)这就是第一方式来回答第一个问题（谁来讲的问题），这非常有意思，显示了一次革命。一般说，我们找到的材料是不完整的，找到的只是一些碎片。真正的纪念墓是雕塑。这就找到一个完整的铭文，仍以第一人称命名，雕塑说：我某某某的墓，我从生来的地方接受了这个名字。当时懂文字的人非常少，他们就要念出来以便别人懂得。在年轻姑娘的头上有一个花冠，是莲花。它白天开，晚上合，此时是闭合的，整个是在话语和沉默之间。年轻的姑娘在没有孩子前就死了，一般意义上，要继续家庭的荣耀就是要一个孩子延续家庭的姓。雕塑的意思是：我是一个仅有的保存这个荣耀的人，但我是沉默的。建墓的目的是让所有来访者都要说这个姓。这个名字，类似于通过访问者的讲话将这个花打开。正是这样，这个沉默的年轻的姑娘才保存了这个荣耀。文字的创造是一个工作(在写的人与读者之间)，墓的雕塑就在这之间，作用就是让人读出他写的东西。
这次通过一个诗歌的文本是一个关于墓的文本，这文本很重要，因此我选择它。公元前7世纪是字母文字开始的时期。那时希腊有一些重要的文本开始变成文字，也是中东地区开始出现最基础的著作文本—《伊利亚特》，在此之前很多世纪就有口文传颂。因此第一个文本是由拼音文字产生的第一个文本，而不是拼音文字复制的文本。这样的文本很少，因此现有的文本都是再复制的文本。当时文本是抄写员根据他们认为是重要的而将他们抄写下来，所以现在的文本是当时抄写员愿意写的，已经存在了上千年，然后我们再复制。现在我们有26个关于柏拉图的对话，这文本是在中世纪由那些认为柏拉图是重要的基督教教师抄的。而对德谟克利特就认为有矛盾而不去抄写，我们知道他是通过其他人来说的。因此，柏拉图之前的作者的东西就只有一些片段。
萨福（Sappho）有一个很坏的名声，是关于女人的爱情的，最后这个名字就成了女同性恋的爱情的名字。正是这样现在很少用，仅仅有一些诗歌片段被引用。我们知道是因为有一个作者朗吉弩斯（Longinus）写了一个论文叫《论崇高》。通过诗歌能达到一种美，也能在某种情况下达到崇高。崇高是一种状态，我们能通过文字表达感情的状态，因此就有一个构思或写作的技术使我们达到崇高。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作者举了这个例子，引用了萨福的整个一首诗歌，萨福仅有一首诗留传下来。（读诗）通过读诗,理解和误会同样可在一个文本中产生。故事涉及到的是一个男的坐在女的的对面，非常近，听到轻柔的声音。他笑了，边笑边唱：“我真正的，我的心都跳出来了。因为在我看到你的那一刻，我甚至不能发出任何一个词，我的声音被打断，热流流遍我全身，我的眼睛发昏，耳朵也听不清了。汗水流下来，全身在抖动。我变成比青草还绿的。我想我自己已经死了”。作者是个女的，看到那两个情侣的亲密，描述自己的瘫痪状态，也就是诗歌写出来是为了表达作者的感情。
爱的文学翻译成色情是不准确的。当你读诗的时候，你幻想的是你爱的人在对面。爱的文字是一种理想状态，它描述的是一种欲望，会让你有身体的反应，这种反应是面对你幻想的那个人。你看了这种“色情”的文本，你有一个面对那个人的反应，类似“色情”。古典的作家就是用词来表达现实的手段来表达，如萨福好像是实实在在的描述一对情侣的状态。现在我要说的是，这首诗是用拼音文字构成的，它是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工作。（霍附：我有一个小问题，刚才说的是有关萨福的情况，但不是他本人作的）。文本中萨福提出了一个谜语：有一个女的，在她的裙子边有许多孩子。这些孩子没声音，但他们对她哭，这声音穿过大海波涛、整个大地，是对一个永恒的东西叫，对那些不在场的人叫唤，但那些人能听到。萨福问父亲，父亲说这些是一个现象，是一个母亲照顾她的孩子。萨福回答父亲说：你说的是傻话。然后她解释，那个女的是字母，这些孩子是这个字母的文字。尽管话语不是他们的声音，但他们在说（说而不讲，dire, ne parler pas）。尽管很远，是有一个人读，但是他听不到，讲的时候类似一个聋人（讲而不说）。把萨福放在场景上和谜语中，她想要展示的是：字母是母亲的孩子，母亲是作者，作者就是萨福，是个女的。写的人是一个母亲，她所写的文字是她的女儿，在希腊拼音就是这样构成了诗歌。写诗歌的是萨福，萨福对着她的女儿，她的女儿就等于她写的诗歌。这时那个男人也在此。读者来到这个地方，靠近这首诗，她坐在的地方。他通过阅读听到这首诗，听到了边笑边唱，写作的人是萨福她自己。她在写诗时就消失了，她的诗歌被读者发现，而她自己死了。因此，这诗歌准确描述了作者的位置。作为一个作者，她消失了，正是这个作者死了，而不是她写的这个人。读者答对的是孩子，而这个母亲死了。这个生命就通过读者的到来而到来。这个读者读铭文，一个新的东西是意识与情感的唤起。与生命相对应的是死亡。读者读一个持续的东西，等于是读者与她的女儿发生感情。萨福写的诗描述她的嫉妒处在中间，她在消失。她的女儿—写的诗，是在一个男人的怀抱，可看到字母文字的在场有三个人。我不知道谁在说，必须有一个文本―女儿；文本在笑，同时在唱，但是没有读者就没有这个姑娘。如果没有一个女儿，是两个人的场景。之所以笑和唱可能的是因为母亲生了女儿，即萨福写了这首诗。所以文字没有其它办法使之填补一个消失了的位置，文字起的作用是让死亡者讲。因此继续昨天要讲的，和中文做一个比较，字母文字是怎样产生形而上学和哲学。
问题：一个文本有三个人，读者、作者和文本。那么是谁在说，这个问题请再讲一下
回答：当我读时，我讲。但话语不是我的，话语是文本的。但话语的文本并不是话语的文本，是作者的文本。但事实不完全是这样，因为文本能保留作者的话语，不是他的思想，而是他的诗。这些词很可能并没有很好的翻译他的思想。作者须通过词找到他的思想，因此这个思想是死者的。我从来不知道是否找到，我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不断提问题，这是一个我仅有的赖以支撑的东西。如拉康说三个机制讲：作者、文本和阅读的人，他想有一个变化是在作者的水平上的。对他来说有一种危险，因为与中文汉字做一个比较，因为中国文字的技术不是复制声音，因此中国读者并不需要一个机制（被人称化）。这就规定了欧洲宗教的特征：是上帝是神在讲，一个哑神是不存在的。所有的欧洲宗教都在这三个机制里面，人向神说，同时神也对他讲。这个机制是被神所支撑。中国是讲“道”，道的运行或天命并不必然被个体化，人格化。当一个中国作者写的时候可能并不是他的话语或上帝的话干预，而是所有的事物在说。在西方，字母文字的运作构成语言的持续性，是语言的话语。在中国，语言不同西方，是处于与所有事物的运动之间，中国作者在写的时候，呈现的是事物和运动的道，而不是个人的话语。字母文字让一个作者存在，而这种作者的观念在法国是被精神分析所批评的。
问题：先生讲中国作者写的状态是与事物运动同在状态，但在中国并不是所有作者都处于这种状态中，这种状态是得了“道”的状态，如何理解这些？
回答：如果我弄懂了这个问题，那么我看到的是一个很困难的方面。在所有的国家的语言方面，文字是运用在整个生活中，用于交流，如要在网上采购东西还要精确说出要什么，这样别人才能给带你所要的。这样一种通读是容易实现的，在这种交流中我们停止了讲。这样一种通讯允许社会交流，社会制度很好运行，如网上订货问题，要正规收发室，发送要符合社会规定。在这个水平上，所有文字书写都一样，在这个水平上我们总是试图达到最大水平的可能的翻译。这是一个国际的制度，类似联合国制度，人们总试图减少在翻译中的错误。我刚才说的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网上购物的例子是人们为减少翻译错误而更多地用英文。如人们都讲英文，许多误会就会消除。所有诗人、作家在写作中操纵了这种通讯工具，试图找到一种透明性。他们知道如果获得透明性，相互间交流就能实现。但对他们来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即这就削掉了个人的独特性。因此他们更多地不是追求这种透明，而是尽可能说话，说那些没表达过的东西，因而没有一个到另一个的转化。为了读萨福的小诗，我们必须聆听这一课。你必须离开你的语言，是为了理解另一人在另一种语言而要求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不是不可能的。满足产生在文本阅读过程中，这时文本有了很大的作用，就是离开自己的语言去理解另一个东西，理解一个与你有区别的世界（它总是很丰富的）。在这个意义上得道的人和一般的人的区别是存在的。因此比较的标准是透明性，通讯的直接性。而如果没有一个高低的东西，恰恰是我们处在一个很难表达自己的语言中，我们感到丰富。当我做拼音与汉字比较时，并不是说哪一个更平时化，哪一个更好，我想说的是差别，是想说在书写汉字时与世界、与他人有一种不同的关系，这关系不是一个哲学思想，而是已经存在于书写之间的一种关系。正是这种差别，我讲的目的是让我回到我的语言中，我回复到自己的语言状态中（我刚才讲的三个机制）。这种话语使得分析家的训练在另一个地方，不在大学里。但这种对话能帮助分析，最好是在大学中，能导致一种移植，理解自己和文字的意思。所以你的耳朵必须要得到一种训练，你听到分析者说的。不是说分析者所说的是很复杂的，而是听到了分析者这样说，如，当时霍大同在巴黎，他能讲一点儿法语，因为吉布尔在此之前，受到了许多的语言训练，使霍大同能够听到分析者在说什么。现在能做分析是因为霍大同的耳朵得到了许多训练，对理解分析者和被分析者之间关系做了许多工作。有一次在分析中，霍大同问吉布尔先生是属于哪一个学派，吉布尔回答，是不讲语言的学派。
下午的讨论： 9/24/02
翻译：李安（Antoinne）
问题一（居飞）：语言有两个基本功能，最早是用于命名的，第二功能是交流，如果只考虑第一个功能，文字更直接，尤其是象形文字；但考虑第二功能的时候，声音更直接。我想问哪一种功能最基本，文字与声音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图一： communication
word word
reference
things
回答：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要站起来。原来准备在亚里士多德时讲，不过今天我还是尽量讲一点。今天早上最后一个问题好象与你的问题有关。关于交流和效果是相关的，深深停留在语音上，这是诗歌的功能，它找到一个方法表示一般在教育中不能说的东西。今天早上已回答了一部分。你的问题是哲学性的，你问语言是什么，好象你受到了英国哲学的影响，答案会是很武断的，这不是我的原因。对我来说，我不知道物与语言的关系，没有语言有这种关系。
——但是中文有，如象形字。在某种语言中，我们想象我们接触的东西，同时想象字与这个东西有关系，正是这种想象的功能。
回答：弗洛伊德质疑这个想象，弗洛伊德说，实际我不知道的东西对我的梦才是有意义的，做梦的人不知道它的意义。每天晚上我做梦，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产生梦，我不知道这个梦能告诉我什么。因此弗洛伊德的梦就是一种语言，与东西无关。要是我继续想象这个东西，我要做的是编一个梦的词典《梦中的象征》，每一个象征都有意义，且与性有关，就这样用一些弗洛伊德没有的话。弗洛伊德可以拥有和讨论这个问题，弗洛伊德发现在梦中有一种语言创造句子，这句子和梦外的对应物根本没有关系，不过还是有意义。因为按弗洛伊德的意思，身体的欲望让它实现。实际上做梦不是实现你的欲望，而就是你的欲望，梦就是无意识，不可接近的无意识。我自己能做的只是提出给我留下的一些图画，精神分析从分析者所说的梦的缩写的部分开始工作。就象拉康说，从梦中留下来的东西是图画，是一种材料。在实践中，分析的工作就是用这些图画来创造一个故事（有关性的问题）。
——这里可能有个问题可能误会。事物确实无法知道，但有两个方法，一个是心理图像，另一个是从语言中获得。
教授：我想问，当我脑袋里有一个表象的时候，它会不会是没有名字的。
——它可能没有名字，只有当两者联系在一起才形成一个概念。
教授：但是你把二者分开了，你认为二者不一样吗？能不能只看一个，先看上面的，再问一个问题，表象没有名字是什么？
——是一个心理图象，如我心中有图象，一个杯子，我就说出是杯子
教授：你指的是什么？
——指杯子，因我心中有一个图象。
教授：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名字。
——当我们不知道某个东西是什么的，或只有图象而没有名称，心理学上说，应先有物表象，再有词表象。如Abibon先生认为：词是围绕在物周围的边界。（图二）
教授：如果没有看见就没有，语言不是自然的。他在中国出生他就讲中文，我不在中国出生，所以我不讲中文。共同点是我们应该怎样学说话，因为东西和语言之间没有关系，只有中文可能是这样的。如果词与东西有关系，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翻译问题，不仅无联系，词也可分成两半，它本身也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在书上的。为什么不存在，因为只是一个想法、一个概念，与所说的东西是一个东西。就象几分钟前，你看一个词，想象这是个什么声音。现在语言学所说就是能指和所指。
图二：
word’ representation
things’ representation
拉康把它的掉过来，几个能指连成一片形成言语，这个所指是一个我们不能去的地方，词和物之间没有一个清楚的联系。
更深地讲到一些细节。Abibon先生的工作是：他试图利用词的表象和物的表象的概念（都是弗洛伊德的术语），并把它们移到拉康的书。拉康说索绪尔嘲笑了弗洛伊德，说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是象语言一样的结构。拉康说列维·斯特劳斯用的是结构主义，而拉康自己从不用这些词组，拉康的工作就是用些方法把弗洛伊德的理论放在语言学中，但肯定有误会，但他的工作也还是有一些的。
——这次先生你来工作的一个主要方向是词汇的翻译，下面我就问一个翻译问题：如果词与物之间没有关系，而是任意的话，那么，如果我学法语，如中国的椅子，我是怎样把法语的椅子与中国的椅子对应起来的？如果没有图象，我又怎么交流呢？
教授：小孩不是在看东西，不是在读名字，而是模仿母亲的声音。他明白他读名字是从大人那里得到一个声音。他很高兴，他不停地重复这个词，它可以表示很多东西。慢慢的，他学会了“书”、“瓶子”等等。但这个过程不是很重要的，那时他已经能够开始学习说话，我们只是帮他丰富词汇。小孩哭时是想他妈妈过来，他的记忆一定是在语言中，记忆把孩子拉进语言当中，因为他专注这样的的事。慢慢的，小孩子可以听到他所说的。实际上这个词命名东西并不是最重要的。
——如果没有词的确定，如何在翻译时将这个东西用法文与中文对应？
回答：不可能。不是因为一个翻译不能，而是我们必须有个最低的限度，这个限度就是理解和对应的限度。翻译不可能是很准确的。
问题二（高小强）：今天上午说，希腊词最早用于工艺家，是一个陶罐用第一人称说话，自己就成了这句话的载体。我想起，在希腊这样文体语言的用法对后来的思路有影响，他的思考的特点是由载体——实体――主体，是不是这样的？中国也这样说，但中国不这样。
回答：这个连接太快，太直了。早上用萨福的例子，在诗歌中，萨福说自己是作者，载体是那个对象（刚才说陶罐是载体）。谁是那个作家？是那个消失的作家吗？这里有一个问题的主体，但是哲学在考虑主体的问题时，矛盾会把你的想象挡住，亚里士多德说的是“一和多样性的矛盾”，“动与不动的矛盾”会挡住主体的想象，那时就是想指出动与不动的矛盾。在中国这个对照不是绝对的，一个不断运动变成另外的。在西方思想来说，我们可以把它完全分开（一和多），从亚里士多德时候开始，以前没有这种分别。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亚里士多德说，不论怎样变化，主体就是一个不能动的东西，拉丁语中移动的东西都是上面的，主体的问题是主体在不断地消失而又回来，这个概念如在精神分析中主体要回来的一样。一般来说，哲学或者有主体，或者没有。
——关于梦，在2千多年前，我国庄子梦见蝴蝶，我想问，在精神分析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象征？庄子醒后问，是蝴蝶梦到我还是我梦到庄子，那么用精神分析的观点庄子是什么心情？
回答：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的是主体正在消失。说话者说我做了梦，我不知道我的名字是庄子，还是蝴蝶。当然不是一只蝴蝶在说话，这时名字的认同在变化，就象刚才回答这个问题。他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不能命名自己，我们不能替代他做一个主体。我们唯一给他一个名字，实际是因为一个人不变的记忆（醒来的时候可以记忆）。尤其是在晚上睡得很香，喝了很多酒，你不知道你是谁，在半睡半醒中这种认同是模糊的。还有一个小问题，做梦者是不是那个讲出他的梦的人，这是一个分析中不变的情况。一般来说，一个解释（分析或者分析的效果）是他射中的，“不是我，我没有做这个梦，不是我有那个欲望”，这就是这个人，否定就是肯定。
(居飞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