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采访曾被有的媒体誉为“中国弗洛伊德”的四川大学教授霍大同，记者颇费了一番周折。熟悉他的人说，要打通他家里的电话得有十足的耐心，打通几率最高的时间是每天中午1点到2点半，后来的采访预约印证了这句话。

    在川大工会的小院里，记者见到了霍大同和他精神分析中心的数十位同事、学生，这是我们国家最早一群致力于精神分析学、并立志在数年之后成为中国第一批精神分析家的人。他们中有曾经学生物、学物理、学外语、学中医的，而现在因为同样的兴趣和追求走到了一起，他们每个人都保持每周三次的频率在霍大同教授家里的分析室作分析，不少人已经坚持了5年以上。而按照国际上精神分析领域的行规，作精神分析5年以上的人就有资格作精神分析家了。他们的领头羊霍大同最早是学历史的，1986年作访问学者到了法国，由于早年在朋友家看到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让他发现自己对精神分析学的热爱，于是毅然决然放弃了原来的专业，在“欧洲精神分析的中心”巴黎开始学习精神分析学，并按照每周3次的频率，在一位叫米歇尔·吉布尔的法国分析家处作了5年分析。此人至今仍伴随着他在中国传播精神分析学。

    1994年，霍大同为写论文回到国内查找资料，当时他心里还带着一个想法没跟任何人讲，那就是想看一看这么多年过去了，国内如今有没有搞精神分析学的土壤。“心里根本没数，仅仅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霍大同回忆说，“回来以后见到了现在分析中心的秦老师他们，有4、5个人吧，都是川大的师生，他们都有着‘认识自己欲望的欲望’，也就是作精神分析的、向内部求知的欲望。我心中一直悬着的石头落了地，就这几个人让我看到回国发展精神分析学的希望。”取得了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的博士学位和精神分析学家的开业资格的霍大同很快正式回国，在川大任教的同时开始了他“吃螃蟹”的壮举。

    尽管中国人对弗洛伊德这个名字耳熟能详，他的著作在中国也是很早就被译出，然而直到上世纪80年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才在中国的哲学领域通过文学较普遍地出现。普通老百姓似乎都听说过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但究竟什么是精神分析，这个学说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却极少有人弄得清。“精神分析学在中国却还刚刚启蒙，”霍大同客观地说，“从根本上讲，这个东西毕竟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中国人能否接受它是一个大问题。别说精神分析，就是普通的心理咨询在中国也是举步维艰啊。”与心理咨询不同的是，精神分析法彻底颠倒了传统的医学模式，即医生主动、病人被动的模式，在精神分析室里，没有医生和病人，只有分析家和分析者，而他们之间是以分析者为核心的，分析家处于次要的地位倾听、倾听、再倾听，促进分析者自由联想。霍大同说：“弗洛伊德发明精神分析法就是去解决那些用药物无法解决的精神和心理问题，通过催眠等方式让分析者自由联想，在‘言说’的过程中找到问题所在，解除心理的痛苦。”霍大同家中的分析室不是他们圈内几个人的自娱自乐，而是对外的，在他的分析室里，不可避免地有着“divan”（divan在法语中指分析家为被分析者准备的长沙发），他家里的“divan”是一个用木条做的可调节的躺椅，躺在上面的被分析者能够根据自己的放松程度选择其倾斜度。在这间分析室里，精神分析法已经成功地解决了分析者的很多精神症状和心理问题，由于这个行业的特殊性，我们无法得知他们的具体姓名和事例，不过，中心的一个学生告诉记者，他在霍老师家每周三次的分析让从小伴随他的轻微强迫症症状消失了。

    霍大同认为，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痛苦，按照精神分析理论，因为人本身有缺失，缺失会带来欲望，人们所有的痛苦和症状都是由自身欲望和社会文化的冲突导致的，而这些与社会不协调的地方有时可以自己解决，有时则不能，于是带来痛苦、甚至精神症状。精神分析便是让人重新审视自己的欲望和文化规则之间的关系，找到一个平衡点，重新作出选择。“不是像心理医生一样告诉病人你该怎样做，给病人一套新的规则，而是帮助分析者找到欲望和社会的矛盾点，从而自发地做出新选择。”

    1999年春，霍大同和他的志同道合者们一起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精神分析的专门机构———成都精神分析中心，直属四川省哲学学会。本着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踏实的治学作风，这群人默默地进行着中国精神分析事业的开创性工作。由于经费原因，分析中心甚至没有自己专门的办公地点和活动场所，而是“挂靠”在学校哲学系的一间办公室与哲学系老师共用。他们每周一次的理论讨论活动也是在哲学系的一间教室里进行，物质条件的粗简并不妨碍这群人对学术的精益求精，有着15个成员的成都精神分析中心坚持理论研究和治疗实践并行发展，着力进行中国精神分析理论的建设和中国精神分析学家的培养。霍大同说：“我们的目标是最终使源于西方的精神分析与中国的文化进行有机的结合，形成一种有自身特色的学术传统，以期能够为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提高人们的精神生活质量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