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神经症”的翻译（二）

2015年5月9日

 

特邀嘉宾：霍大同

主持人：刘　瑾　　　　翻译：陈婉迪

记　录：刘忆非　　　　网管：刘　瑾

 

校订后译文：

（1）对于现实性神经症来说，他们与转移神经症相对立，它们不起源于儿童期的冲突，并且没有可澄清的意义。（2）弗洛伊德从分析的观点认为它们是贫乏的，但他认识到，精神分析的治疗在她们身上可以起到治疗性的作用。

（3）很多次，弗洛伊德努力地明确指出在转移神经症中相关的机制（《压抑》，1915，《精神分析引论》，1916；《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4）他研究了以下问题：在这些不同的转移神经症中，压抑是否有不同的模态？它具有力比多的哪些倾向？它是怎么失败的？换句话说，症状如何得以构成？是否有其他相关的防御机制呢？在哪个地方容纳着倒退？

（5）总结其思想的缓慢进程毫无可能，我们可以简单地说，它确定了在癔症中，压抑扮演了最基本的角色，并且，在强迫症中，有其他防御机制的介入，它们是回溯性解除与隔离。

俄狄浦斯，神经症的核心情结

（6）弗洛伊德把俄狄浦斯作为整个转移神经症的核心：“儿子的任务在于使他的力比多欲望离开他的母亲，并将它转移到外部的实在客体上；在于与父亲言归于好，如果他对父亲存有某种敌对性的话；或者在于因为父亲反对他幼儿期的反抗的反应，而将他变为他顺从的奴隶时，他要摆脱他的暴政。（7）这些任务强加给每一个人，并且他指出，它们很少能够通过一个理想的方式成功地完成……（8）神经症患者在这些任务中完全地失败，儿子将他的整个生活都屈从于父亲的权威之下，并且不能够将他的力比多转移到外部的性客体上。（9）女孩的出路，经过必要的修改，可能也是这样。（10）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俄狄浦斯情结可以被看作是神经症的核心。”（《精神分析引论》，1916）

（11）为什么对于父母的依恋，相当大一部分是无意识的，是一直存在的？为什么俄狄浦斯没有被超越和克服？（12）因为俄狄浦斯力比多的要求是被压抑的，并且因此处于这个持久的状态。（13）至于压抑的动机，弗洛伊德确定，它涉及到阉割焦虑，对他而言，以下这个问题仍然是开放的，即是什么使这种焦虑永远地存在。（《抑制、症状与焦虑》）

（14）对拉康而言，阉割的焦虑将指示，作为阉割的符号化的标准运作没有被完全实现。（15）它通过俄狄浦斯的途径来实现。（16）阉割，也就是完全满足和适合的客体的丧失，只是被语言所决定，俄狄浦斯允许将它符号化，通过把它归因于一个可能对所有人而言的大写的父亲的要求（这是我们所想象的符号父亲的功能）。（17）阉割是符号化的，它通常延续了对大写父亲的固着，这是我们标准化的通常方式（这是“症状”一词在拉康的词义中所指示的）。

 

总结（陈婉迪）：

今天的翻译内容主要讲到了现实性神经症和转移神经症的不同，首先是产生时期的不同。另外，弗洛伊德提出压抑是癔症最基本的机制，而在强迫症中则还有其他的防御机制。第二节讲到了俄狄浦斯情结，作为神经症的基本情结，弗洛伊德讲到要克服俄狄浦斯情结的话，儿子需要与父亲和解或者有一个成功的反抗，但神经症患者则总是失败，因此他们的力比多没有办法离开母亲而转移到外部的客体上。而拉康的观点更多集中在了“阉割”的符号性上面。

 

讨论

（刘瑾主持，刘忆非记录）

（1）今天的校订中，使用了“倒退”这个译法，而以往的许多文本中，很多人都将其译为“退行”，为什么要采用“倒退”而不是“退行”呢？（陈婉迪提问）

刘  瑾：这个翻译主要是和弗洛伊德的拓比理论有一个契合，“退行”过多暗含了一个病态的感觉，而弗洛伊德的理论中，不一定是病态的东西，比如说梦的机制里，也有这个东西，但它只是一个中性的“倒退”，也更强调空间性。

某参与者：那么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呢？

刘  瑾：只是翻译上的不同，意思是一样的，“退行”的翻译更侧重了一个临床描述，但作为理论的话，这个翻译应该更多考虑它的出处，以及它在理论框架中的位置，弗洛伊德当时对这个词有几个用法，如果都用“退行”来翻译的话，是不太妥当的。

刘忆非：是不是说“退行”更多是指一个现象，但“倒退”是一个更客观中立的描述？

刘  瑾：是这个意思。“退行”更多有一个行为的感觉，而“倒退”更多是说一个状态。

贺  辉：“退行”好像会有一个贬义的感觉？

刘  瑾：好像在病理学中用得比较多，好像是会有这个感觉。但我不知道“退行”是不是精神病学里首先采用的翻译。

秦雪梅：那么霍老师是怎么认为的呢？

霍大同：我也主张用“倒退”这个翻译，“退行”有一种贬义的感觉，而“倒退”更中性一点。使用“倒退”的话，既可以有一个病理学的意义，也可以是常态的，只是说一个主体处在时间或空间中的时候，既可以向前走，也可以向后走的这种运动，他并不一定是病理的。

 

（2）今天翻译中的“现实性神经症”，弗洛伊德是在哪个文本里集中讨论的呢？我对这个概念不是很理解，是指就是现实性的问题直接引起的神经症吗？（贺辉提问）

霍大同：当时弗洛伊德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他已经构造了转移神经症的概念，主要是当时遇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根据他们的战争创伤构造了现实性神经症的概念。他主要是指有些人的神经症状况，无法追溯到俄狄浦斯期，所以他提出了现实性神经症来说明这种情况。

贺  辉：但我们也能观察到同样经历了战争，有的人会有一个神经症，有的人却没有，这是不是也要追溯到童年期来说明才行呢？

刘  瑾：克莱因有个理论，在讲哀悼的时候，她说现实中的哀悼可能会唤起童年的哀悼，有一种类似于“激活”的机制。

朱沿钢：但也许并不是说激活不激活的问题，而是一个刺激强度或者量的问题。

刘  瑾：弗洛伊德更强调了现实神经症的情况是：现实中突然出现的某个状况，使得力比多没有办法达成一个适当的排放，这个时候产生的就是现实神经症。

 

（3）拉康对“现实神经症”有讨论吗？（贺辉提问）

刘忆非：在拉康的理论那里，被弗洛伊德认为是“现实”的东西，很多是被归为想象性的，所以可能还是不太一样。

刘  瑾：对，是想象或者符号性的。

 

（4）我想额外提一个临床方面的问题，当咨询师或者分析家遇到一对母子或者情侣分别（但处于同一个大的时间范围里）想找自己做咨询/分析工作的时候，可以接待吗？（贺辉提问）

霍大同：你之前问了刘忆非和叶利鹏，他们给你的建议是怎样的？

贺  辉：他们说不行，叶利鹏解释说这种接待里面（如果是母子的话）会有一个乱伦式的关系，但我没有理解。

霍大同：如果是一个“家庭治疗”，或者一个“夫妻/情侣治疗”，那么你接待一对母子、情侣、夫妻是没有问题的，这本来就是解决他们共同的问题。但精神分析的设置是一对一的，当两个分析者没有关系的时候，他们没有横向的竞争，但当他们是情侣的时候，会有一个横向竞争，你的把握会变得更复杂，他们也会变得复杂，比如他们会相互叙述分析中的经历，造成一个混乱和复杂。而单独的接待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因为也许他们之间本来就已经存在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而当他们这样同时分别和同一个分析家工作的时候，又产生了新的混乱不清，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了。所以如果把其中一个人介绍给另外一个分析家，这个行为本身已经拉开了一点他们之间的关系，使得他们可以重新思考一些问题。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

贺  辉：至少说我觉得不敢接了。我还没有做这样的接待，但面临一个类似的情况。

霍大同：不是不敢，而是你不应该接。这种担心是应该的，否则会很容易把问题搞得很复杂。当然如果是一个“家庭治疗”式的模式，短期内解决一些很实际的问题，同时做一个工作，这是没问题的，只是说这样的工作很难深入，因为当着对方的面，很多内容没有办法呈现。

叶利鹏：我补充一下我的看法，我是觉得同时接待，可以按家庭或者夫妻的工作方式，这没有问题，但如果是分别时段分别接待来做个人分析，我觉得是不能的。但我在此有另外一个思考，就是假如说情况是这样的，比如说他们的分析请求不是同时提出的，比如一个家长带着一个孩子来请求一个工作，然后我们通过一段时间，完成了和这个孩子的工作，这个时候，也许这个家庭对我们有一个转移，这个时候可能父亲或者母亲又请求和我们有一个工作，我们是否能接待呢？

霍大同：对我来说，还是最好不接。

叶利鹏：但这种情况对于分析设置和伦理好像是没有问题的。

刘忆非：我的感觉是，这样的情况可能造成一个混淆，比如同一个事件，他们在叙述的时候也许会以同一个命名来说，虽然其实各自的描述是不同的，但我们听多了之后也许会有点难以区分。

叶利鹏：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在说自己的话，两个人的描述都是从自己的视角去出发的，而“事实”本身是什么其实不重要。

刘忆非：我的意思是分析家自己会有混淆，一个记忆上的混淆。

贺  辉：我能设想到的是，关系会混乱，内容会混乱，整个就很混乱。

某参与者：也许这里还有一个立场的问题，虽然前一段和孩子的工作结束了，但当新的工作开始时，母亲来了，我们会有一个选择的问题，我在新的工作里到底是要站在孩子的立场还是母亲的立场？

叶利鹏：但分析的工作并不是一个要站在谁的立场上来进行的工作，不管是前一段工作还是后一段工作。

贺  辉：我是会觉得并没有一个理论性的东西来说服我不能或者能够采取这样的方式来工作。也许一个同时的接待会让工作者有一个更清明的认识呢？我不知道可不可能。

刘忆非：你的意思是说你在这里只是感觉有一个操作上的难度，而不是一个理论逻辑上的“可能”或者“不可能”？

贺  辉：对。

霍大同：我其实想问的是，你为什么会这么想要接呢？

贺  辉：我还没有说是特别想要接，但刚才我们也说到可能是经济的原因会导致这种动机，缺钱。

白  夏：确实这样的情况是很难处理的，很多时候在接待的时候即使我们不说对方的情况，当时被接待的人也能感受到很多对方的东西。而且比如夫妻，在一开始都过来的时候可能说法是一致的，做到后来发现并不是。

刘  瑾：其实我们还是要回到分析者那里去思考，他为什么要向你提出这个请求，为什么他们有这样一个关系，还要向你提出这样一个请求，那么这里就不光是一个分析的欲望，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

霍大同：这是很好的理解。

刘忆非：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这里涉及到了一个不是“分析请求”的请求，而分析家此时如果接待了这样一个分析，其实是通过这个接待的动作，回应了一个不应该回应的请求？

刘  瑾：是的。

贺  辉：对，确实应该思考这个问题，既然他们两个人有这样一个关系，他们为什么还要提出这样一个请求，这里是有一个问题的。

刘  瑾：我的一个临床经验也涉及到类似的情况，是一个母亲和她的孩子，当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就和母亲建立了一个工作关系，当我已经开始接待这个母亲之后，我就把她的孩子推介给了另一位分析家，但孩子就不愿意去，而每次就一直想来我这里，母亲说“孩子很想来找你做分析”，而我说“可能并不是想来跟我做分析，而是想来看妈妈在干什么”。也能看到有一个关系的纠缠在这个地方，如果孩子同意去另一个分析家那里，就证明他可以和母亲有一个分离，但恰恰他是不能够的。

叶利鹏：我在想有没有可能这样的情况里，可能是两人本来处于一个融合的关系，而想要把分析家也拉到这样的关系里。

刘忆非：也可能是想把分析家作为他们这样一种融合关系的保证。

贺  辉：这只是一种可能，千万种可能性中的一种。

白  夏：有千万种那么多吗？

贺  辉：有，因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嘛。

 

（5）今天翻译到了有关“焦虑”和“阉割”的一些内容，关于这个“焦虑”，弗洛伊德文集里的《抑制、症状和焦虑》里，他说到焦虑有几个层次，就是出生的原始焦虑，母亲作为客体的失去，以及阉割的变化过程，父母动因的非人格化，最后提到“死亡恐惧”，说“对超我的恐惧所经历的最后一种变换形态是死亡恐惧，它实质上是对投射到命运力量中去的超我部分的恐惧”，这要怎么理解呢？（叶桦通过网络提问）

霍大同：超我是什么嘛？在弗洛伊德框架中间，超我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嘛？你的理解是怎么样的？

叶  桦：我理解的“超我”是和阉割有很大联系的，比如说法则、禁忌等等，就是内化的父母的那些规则、教育、道德等等，但这个死亡恐惧怎么会和它联系呢？

霍大同：因为“超我”是掌握了生死大权的。

叶  桦：而且我还不能理解一点就是第三部分的父母动因的非人格化，这里面就已经包括了一些后面的内容，为什么又把死亡恐惧另外列出来？

霍大同：这两者是有差别的，但这个“父母动因的非人格化”应该是有翻译问题的。也许这里是要说父母起着一个社会规则的功能，而不是一个具体的人。

叶  桦：那么怎么和死亡恐惧联系呢？

霍大同：父母掌握着生死大权，有一个关于死亡的威胁，或者简单说，如果孩子不接受规则、不接受“阉割”的话，因为阉割本身就是一个“切掉某个东西”的东西，就是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

 

（6）拉康对于欲望究竟是一个什么态度呢？我的感觉他好像是说欲望被禁止之后，欲望就有一个升级，那这里好像是鼓励我们去享乐的意思，但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白夏提问）

霍大同：拉康的“享乐”所鼓励的是一个有限制的享乐，是一个接受了石祖规则的享乐，而欲望恰恰是接受了这个规则之后才有的，是一个符号性的东西，和需要，和享乐有一个区分。没有接受规则时的那个不是欲望，欲望本身是意味着对“没有限制的需要”给出了一个限制。

贺  辉：这个需要的满足是享乐吗？

霍大同：可以理解为一个享乐。

白  夏：那在拉康的理论里，最后，这样一个比较强的人他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霍大同：他就是处在一个有选择的享乐的状态，他接受了一个规则，因此他是一个有限度的，有欲望的状态。

白  夏：他和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那个状态是一样的吗？

霍大同：孔子和拉康的话还是有区别，拉康说没有规矩就没有欲望，拉康是这个观点，人要建立了、接受了规则之后才有欲望。这是拉康理论里的严格的定义了，但有时候拉康也没有那么严格地在说这个欲望，要区分。

白  夏：在没有接受规则的时候，这个欲望是一个不可抵达的深渊吗？

霍大同：这个时候拉康把它命名为需要或者享乐，或者说大彼者的享乐。而石祖的享乐是接受了规则的，有限制的享乐。

白  夏：也就是说石祖的享乐更健康点，而大彼者的享乐容易成症状？

霍大同：也许可以这样说。

 

2015年5月23日

川大公管楼327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