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精神分析如何在中国扎根
    中国的精神分析主要在大学，而西方则与大学无关，相对独立。我国在20世纪20、30年代，有许多人对精神分析感兴趣，如鲁迅、郭沫若（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有涉及）。但没有涉及它的临床性，直到1996年精神分析的临床实验才开始在川大开始。精神分析在维也纳诞生，维也纳与成都同属于二等城市，生活节奏慢，茶馆、咖啡馆多。成都人喜爱麻将这种“手指的交流”。川大的人文背景浓厚，较为宽松。
 
二、精神分析与大学的“话语”是矛盾
    弗洛伊德最初学生物解剖，后来迫于经济压力成为精神科的医生。在一次治疗中，一位女病人拒绝催眠而进行倾诉，从此开始精神分析。精神分析——无意识的语言，真实的，当你想到什么就说出来。精神分析诞生于大学，分析者来自于大学教师和学生，分析自己曾经走过的路。
 
三、贾宝玉出家与精神分析
    贾宝玉不愿意读圣贤书（拿文凭的书），而是读闲书。贾母选择薛宝钗作为媳妇，可能是因为她能督促宝玉读圣贤书，而林黛玉则不行。贾宝玉无法反抗社会，也无法反抗爱他的母亲与祖母，被迫出家。如果贾宝玉进行精神分析，可让他了解自己的人格悲剧，给他一个倾诉的机会，自己进行选择，达成某种妥协。
    科举制长期以来作为“正统道路”，出家、逃避为“出世之路”。而精神分析处于出世和入世之间。现代社会出世几乎不可能，和尚也在打手机、看电视，“六根”已不“清净”。精神分析可让你把烦恼讲出来。如在考大学、拿文凭上与父母发生矛盾，既主体欲望和父母的欲望发生矛盾，精神分析可以让你直面两种欲望，可能达成一种妥协：顺从父母的欲望去拿文凭，但可以自己选择专业。另外，还应意识到父母的欲望极有可能是社会欲望的延伸。
 
四、忏悔与精神分析
    精神分析可能是忏悔的继承，这里可以认为：西方人有精神分析的基础——将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说出来。而东方人似乎缺乏一种解决内心冲突的方法，主张“出世”的佛教是从印度传过来的，禅宗主张“参化”，但这些并不是完全无意识的。
忏悔的都是有罪的，但上帝会宽恕的。精神分析中说出来的，不可以加任何定义。心理问题最好通过“言语”来解决。“世界上没有心病，只是内心不同的表达方式”
精神分析要对中国文化的解释，同时这应是一个中国式的解释。
 
五、话语的重要性
    弗洛伊德是一个“哥白尼式”的人物，他颠覆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世界，指出“自我”只是一个表层。从临床的角度讲，内心的冲突，只有说出来才有效。我们只有靠语言才能解开心结，（拉德认为“无意识象汉字一样的构成”。）心理分析要对自己做彻底的分析。使内心“空灵”。
 
六、催眠与精神分析
    催眠有浅层与深层之分。进行催眠，并不能断绝心病，强行打开病人的心扉后，可能出现分析师难以接受的东西。精神分析则是让病人自己打开心扉，分析师在“外”反复试探，并作好充分准备。这对主体性提出更高的要求，需要十分勇敢的面对自己，而这正是一个人成熟的表现。
 
七、关于自杀
    自杀——解决内心冲突的方式之一，如张国荣、海明威、川端康成。另外，还可选择佛教、道教等逃避之路。中国文化的时间长，约束多，冲突少，而日本文化则相反，形成剑拔弩张的特点，其自杀率远高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