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精神分析与心理治疗
主讲 Michle Guibal
霍大同翻译、居飞等人记录整理
第二讲 记忆
你们上次听我讲也许没有抓住什么东西，所以我担心大家不来了，特别是今天雨又大，是很好的借口。不过大家都来了。在一个与西方文化差异甚大的中国，人们对精神分析感兴趣，表明大家对西方文化感兴趣。
还是从弗洛伊德讲起。当时弗洛伊德的父亲去世，弗洛伊德悲痛得影响了工作，做了许多梦，开始分析自己，进而写了《释梦》，成为了精神分析的开创者。
弗洛伊德自己很痛苦，通过梦，发现此前完全遗忘的童年的记忆。如同癔症病人自由联想一样，他记下了梦，然后想到什么记什么，反复此过程，发现了许多遗忘的童年记忆。
他通过梦发现童年的经验，写了一本书，是给广大读者的，让专家之外的读者也阅读，特别是那些内心深处的东西。这在维也纳医学界引起轰动，成了一件丑闻。弗洛伊德之所以坚持这样做，是因为父亲的去世使他很痛苦，他通过自由联想而有了一个缓解。这一方法也正是他治疗癔症的方法。
癔症最大的特征是记忆被遗忘，但是仍然存在于内心深处，表现于躯体症状。由自由联想而唤起记忆，能够治疗癔症症状。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童年记忆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
我们的培训班是在哲学系的背景下举办的，而弗洛伊德当时是在医学院背景下工作的。医生为了治疗，必须找到病因。弗洛伊德发现的方法，即自由联想——回忆过去，这一做法将问题一般化了——主体存在的问题、历史的问题。主体存在本身是怎么样的一回事？父母、兄弟、姊妹如何？都是和生活在其中的、他所属于的那个群体有关的。例如头痛，引出了主体历史的存在与其群体的关系。同时弗洛伊德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通过自己释梦（也许弗洛伊德患有强迫症）而得到缓解。
弗洛伊德属于犹太人共同体，后者又处在德-奥文化中。《释梦》出版之后，遭到许多人的批评，也与反犹有关。因此癔症回忆与此共同体联在一起。头痛可能与共同体的政治、历史联在一起。也许中国人的头痛与中国文化、政治、历史联在一起。因为人格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这样的文化中构造的。
此时我想起有一个成都人，是女的，叫张蓉，在英国，写了一本书叫《鸿》。她在书中讲述了父母、祖父母的历史，类似于弗洛伊德在《释梦》中的讲述，尽管二人都没有在一个精神分析学家的帮助下讲述。请不要认为这很容易，你们可以自己试一试，发现回忆是困难并且痛苦的。
这就是弗洛伊德提议的回忆，对于自己、对于家庭、对于共同体。
弗洛伊德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把一个病转成了一个个人的、社会的、存在的历史。精神病学没有办法，但是不得不找到一个方法。例如一个人引起了社会的混乱，警察就将他抓起来，要么送进监狱，要么送进精神病院。这样精神病院的医生们起了保证社会稳定的作用。
精神分析不回应社会的这个需要，而把这一工作留给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只让患者讲，只是给患者一个言说的权利，这是精神分析与精神病学之间的差异。张蓉讲母亲的故事，通过她的讲述我们注意到，不仅仅是弗洛伊德，还有别的人也发现一个症状与文化、政治、宗教是相关的。所以，弗洛伊德要求患者做充分的联想，讲述历史，以达到身心的健康。
在中世纪，基督教、天主教传统中有忏悔，不是自由联想，而是说如何犯了原罪，神甫予以原谅。曾有一个时期，神甫不原谅，而是起诉此人及其家人。所以在弗洛伊德之前，人就知道人的历史与家庭、与共同体的历史是联在一起的。为了了解此人的历史，可以查档案，询问其周围的人——这是社会学调查。精神分析不这样做，它只采用躺椅，只是讲述，而了解此人历史；让此人也了解、也懂得自己的历史。
作为医生，弗洛伊德在患者讲述之后绝不转述于他人，而是作为一个秘密。这一点很重要。我的朋友在阿根廷军政府时期因为拒绝政府对于患者的调查而入狱。
精神分析就是让患者讲述其回忆，大多数是与历史事件有关的。这是弗洛伊德在自己身上发现的，用于癔症患者身上。霍大同经常有一个口误，混淆两个法语单词：Hysterique,Historique。弗洛伊德在Hysterique那里发现了Historique。（霍大同补充：我有一个历史学训练的背景，所以在精神分析学家的面孔背后还有一个历史学家的角色）。
霍的解释对于他自己而言是一种快乐，通过这个语误而发现了问题，此与你们无关，所以你们不感到快乐。
弗洛伊德说，作为一个癔症患者，在意识中认识不到自己被压抑的历史，但是其身体认识到了。治疗的任务就是回忆，把身体所认识到的历史转成意识中的历史。
提问：
（听众：如何区别真实的与虚幻的记忆？）弗洛伊德刚开始时并未意识到这一问题，如果回忆都是真实的，精神分析就太漂亮了。但是情况并非如此。弗洛伊德发现了患者创造出来的记忆,试图区别真的与假的记忆，他将后者称为屏蔽记忆Souvenirs Ecrans；因为一个癔症患者很难于讲述真实记忆，而以假的屏蔽记忆抵挡了真实记忆的重新回忆。在精神分析引入法国很久之后，法国的精神分析学家才认识到二者同样的重要，都是积极的，对二者进行区别不是精神分析学家的工作，精神分析学家既不满足于真实记忆也不满足于虚幻记忆。
（听众：区别好的与不好的记忆，前者记得住而后者记不住。）分析学家不回答、不判断一个记忆是好的或者坏的、高兴的或者不高兴的，他只是说：“说出来到你脑海中的东西。”
你似乎假设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精神分析则认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达到的状态也不一样。
弗洛伊德与张氏之间有一个小小的差别，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这个性别差别是重要的。
到弗洛伊德那里的人愿意讲，至少愿意讲他们遇到的痛苦，而弗洛伊德则询问是什么痛苦，什么时候等等，于是病人就开始讲述了。
精神分析学家也进入医院，情况有些不一样。他们跟医生谈，医生愿意跟他们谈；他们跟护士谈，护士愿意跟他们谈；只要患者愿意，他们也跟患者谈。
在北京我跟孤独症孩子的父母谈，这些父母非常痛苦。我吃惊地发现他们从未向任何人谈过。我只是听，从而缓解了他们的痛苦，间接地帮助了孩子。
同样，精神分析学家在精神病院里也是这样间接地帮助了病人。
（听众：统计数据表明精神分析的疗效如何？）精神分析学家不是统计学家，所以不统计疗效。因为分析学家接受了分析，他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精神分析的有效性。这与精神病学不一样，精神病医生们并未服用病人的药。
（听众：谈述痛苦的经验，再次痛苦，真的有效吗？）在法文中“打开”（ouvrir）=讲话，意识到未知的东西，如发掘三星堆，当然有痛苦，正视痛苦之后逐渐地得以消除痛苦。如果伤口已经好了，就不能打开，只能面对伤口叙述其历史；如果能够打开，就表明里面还有脓，需要重新处理。
一个人来找精神分析学家，是因为有一个痛苦折磨着他/她，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使自己痛苦，从而需要说出来，以达到不痛苦。
在古法语中有一个成语——请你忍受我讲——意思是请你忍受痛苦而听我讲，因为讲话本身打开了痛苦经验，而打开意味着消除。
在精神病院中只要病人愿意说分析学家就听，包括集体地说。当然分析学家也充分认识到精神分析的局限。
我从不建议一个人吃药。如果允许病人讲述，他就会回忆童年。
记日记是自我分析，如弗洛伊德《释梦》一样。
时间：7:00-9:30pm，14/8,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