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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利维．杜维尔，成都讨论的论题
青少年期对于临床医生和人类学家来说构成了一个重要问题的源泉。伴随着临床，一个常量变得明确：青少年期是一个必然的主观化的时刻，与性及时间的不可逆性的一个相遇的时刻。过渡与转移的时期…通过约束与痛苦，当青少年期像这样询问它于其中成形的文化与精神的场景时，它有时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在此方面，今天发问的正是传统启蒙的象征化装置的机械化或者局限性。
青少年时期与青春期相互衔接，它指示了赋予身体现实的变化以意义的精神的运作，在这种变化促使了注定被社会关系的实际状态在其自身中再认的一个性别的宣言的情况下。青少年期因而是一个“转移”：一个象征的运作结束了幼儿性欲的事后并且在生殖性欲和享乐的泛滥之前有效地组建幻想的结构。
我向我们成都的朋友们建议对青少年期的这个编年时刻的一个组织起来的重新阅读。青少年将尝试使他的身体非殖民化于母亲的自恋曾放置在那里的信息和痕迹，在第一时间。这发生在作为实在的和想象的同伴的父母的重要性减弱，变得不太稳固的时刻，这也引发有时极端激烈的矛盾情感的时刻，和突然的抑郁性的脆弱。这种尝试对于女孩可能是更极端的，有时更具毁坏性（厌食）。幼儿的组织、幼儿的场景将通过身体的生殖的性化、性化身体的泛滥在性欲心理中的突然到来而被置于痛苦之中。让我们思考青少年期没有缩减为对于青春期的改变强加的约束的适应形式。青少年期同样也是一个重新考虑理想的时候，有必要重建理想，相似与相异的时刻。从这个对于俄底普斯社会的回响中，也演绎出从家庭的传奇向“神经症的个体神话”的转移，神话使青少年不仅仅作为一个家庭的历史的产物而出现，而且也作为一个与历史和文化，因而也与乌托邦甚至政治（即社会）相冲突的主体而出现。青少年期没有重建任何特殊的结构，而是在一个完全特定的时候在结构中构成了通道：在此时刻，主体被在实在的身体中性的泛滥所吞没。直到现在，防御在潜伏期一直被组建以排斥性或者从它出发进行理论化。这些防御现在显得没有效力且不适用。不只是被主体遗失的原初自恋的孩子，“婴儿陛下”，而且也是防御机制和古老的理想系统构成了主体的一个丧失的客体。对于活着的主体，这个理想的和与身体的关系的丧失——直到现在提供他的亲密世界的东西的丧失——的解决不是其它，而是拯救他在彼者处不断开启着一个裂口的持续性。这就是为何青少年期探寻，用方法和精力，有时揭露，在流动的言说、家庭或社会父母的许诺中，甚至在言语本身之中所缺少的、不完整的、有缺口的和开放的东西。我们可以说青少年应该，重新地，编造一个同样是一个语言的身体的身体，因为被幼儿性欲的理论所创造的身体不再能支撑他，而且他不再重新置于其中。他应该编造一个身体以便不像他身上的性的泛滥的共鸣这样简单的一个领域那样停顿、迷失或者消散。青少年的这个转移因而也是一个逻辑的时间，属于这个年纪的行为的激烈让我们看不到此。从自恋的丧失到不可逆和不可能的维度的转移。对于青少年来说，的确涉及到能够将阉割不是无能或者不成熟符号化，对于他更多地涉及到面对事实，即作为母亲的原始的身体的早期的享乐都从来不是一个巨大的放弃的对象，而他们被一个重大的禁止所打击的事实。身体是新的可能的地点，但不是所有的可能。
青春期的实在正是这样对青少年的社会生活的产生了结果，在被自由主义的承诺的虚假的放弃打上印记的我们的世界中，最经常地在感觉自己实在的急迫中，他们测试着符号装置的界线和禁止的界线。同样青少年期的情形是否是一个临床的人类学家的研究对象。青少年的症状实现的是什么？今天青少年的转移是什么？
青少年期的概念一点点地被从一个临近的概念，如青年的概念中显示出来。但是只是包括着临床的、精神病理学的或精神分析的领域，它在具体化知道的言说与政治的言说之间的内在关系的同时成形。因为所谓“青少年期的危机”同样也引起一个人类学的阅读的兴趣。结婚年龄的退后产生的结果是在童年与成年之间建立起一个中间的持续生长的时间，这个现象引起了另一个维度的发展，男孩与男性的关系如同女孩与女性的关系。涉及到的这个不在孩子的逻辑中而关系到每个主体的精神部分的相异性，从逃过非此即彼的逻辑的青少年期出发，这个相异性不是男性的、男子的反面，它不再是对父亲的一个神经症性屈从的名字，它是这个本质的未被确定的供给，也可能成为主体的甚至理想的名字之一，如所有的浪漫主义所证明的——以及超现实主义的一个好的部分。青少年期有着政治的和社会的影响。阉割和其在精神中的促进的有效性可能在运用了身体与其客体之间的完备性的整体形式（如青少年期激情的启动）的某些举止中，或者还通过拿实在的身体冒险的行为（毒瘾，厌食，甚至流浪）被避开，这个实在的身体相对于是对欲望的复兴有必要的一个空虚的证据和支持来说，更多的是一个要不停歇地填充的空的地点。
青少年如何能够行使其联结和欲望的非疯狂的复兴的能力呢？问题是临床的而且它关系到治疗疗法的方向。它同样具有人类学的一面，在青少年与文化的相遇，通过隐喻化的和符号化的设置、通过对话语的第三维度加以重视的中介空间而生效的情况下。应由临床医生去证实，一个这样的问题经常在症状中被揭露，或者被某些青年人的付绪行动带到一个无法理解的相异性的领域。如果无意识的主体没有年龄，一种主观化势必导致断裂、转移和时间。在青少年的转移期间，身体变得陌生，它成为信号的、转移的见证的场所。它同样可能成为一个纠缠不休的相异性，当青年使它成为总是有点过于威胁的甚至迫害的他的对话者、他的优先的他人时。
因而一切的发生如同主观的死路的危险被扩大了，当一方面在一个生命的独特与一个社会的一般传奇之间的，另一方面在每个主体的位置与其家系的一致性之间的差距加深之时。因而从一代到另一代的精神生活的过渡过程中，一种停滞被引起。同样，在不确定什么将它们重新联结的代的阻断的现代性中，与一个“二者间”的被迫的相遇的具形——带着微弱的确定——，警告的所谓青少年期的危机也增强了，好象在两代之间硬化了一个重要的关键：话语或者死亡。将社会联系置于问题和关键中的现代性，在包含着相对于起源和前史的过渡的过程中开始了。
现代性与代正是作为观察和实践场地上的操作者起作用的。精神分析的客体和人类学的客体被移动。问题是，我们将它看作为根本上是社会临床的，因为它力求理解为什么一个可能的青少年期的精神病理学对于主体来说同样也是他试验——并非没有逻辑的——在症状中放置一个对系谱的公正的苛求的方法之时。正是在我们的临床医生的活动假设了不将处于青少年期危机的中心的人类学的观点缩减为零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期望对与现代性的人类学的对话做出贡献。
让我们采取这样的行动：人类学与临床之间的是被欲望的相遇的相聚——有时丰富而经常缺乏的——现在避开了将精神分析的资料应用于作为传统保持的社会交往的象征和惯例的意愿。在决定两个领域的另一种聚合的众多动机中，有着从一代向另一代的精神生活的过渡的问题，只被继续保留给好奇或者给精神分析家的理论的创造性。
这样一个向主体理论的认识转移的方面的开放在所有场所中都未被实行。在我们的治疗体制中，精神病学与精神分析的不同保有者之间的争论是激烈的（而它们的得失成为更关键的）。这正是为什么临床的思考不能通向它的苛求的高度，考虑到一个被岔开的、“疯狂的”、被粗暴对待的话语也说着主体的真实，因为它证实了一个真实的苛求。
很清楚，如果精神分析在我们的医疗体制中没有产生任何的进展，众多行医者将会对以下事实浑然不知：一个精神的痛苦，伴随着指引着它的症状学，同样需要对于奠定人类的东西的一个翻译甚至解释的形式。社会组织不是由没有联结的、相互挨着排列和稳固着的主体的单个元素构成的。社会联结的假设假定每一个都在其欲望的不可描述与其虚构的可集体化之间进行着一个线路的连接。言说为享乐和话语之间的不知搭桥。
对于我来说，我坚持——这不完全是原创的，但那不是问题——说我的治疗工作应将不在超我的贪婪之上再增添什么作为效果。不爱诺化受虐狂，即是说对付使谵妄主体的经济停滞的东西。同样不将主体置于积极参与，根据我们的修复外科的建议，对他的分裂的无知的位置之上。
我们讨论班的题目提出了敏感的问题。“人类学与临床”，这个过于简单的组合没有提供建立在研究同一对象——人——的两个领域之间的一个联词的保证。在这两个领域之间是否真正存在着一个相聚？
当然，如些突然地被提出的问题没让我们被带到形而上学的相临的区域中。然而，毫不否认那些登陆其上的思想的丰富性，但仍然要在另一个领域中剥开问题；考虑到其认识论的程序的一个形式化的领域。
“挖掘”人种学的问题也成为必要的。事实上我们说不是病理学的结构给我们提供了组群的拓比学，而是组群使得组织它们的、精神病理学的类型所隶属于的符号的法律出现。这个维度建立了文化和人种学现象的、以及它们与疾病种类的关系的研究方法的框架。
今天这些方法，这些针对世界中现行的不同医疗系统的研究是怎样的？这些研究提供给我们哪些思考的差异，为了分类和整理不同的医疗方式？
这就是我们的问题的一般的和认识论的框架，因而它将允许我们询问一个总是在场的临床人种的危险；当人们将完美的对称置于“西方的”医疗模式和“传统的”医疗模式之间时被标记的，但在这些后者中辨别出似乎已经弃离我们的地区的一个发明的丰富性的那个。
通过提出只有对特殊群体的归属感而开始的那个，无论它从他者或自身中采取怎样的接受和形式化，和想要这样解决问题的全部的那个，在人种学的道路上开辟道路，但同时吸收了人类学的维度。
而这首先在实践中，在那些离开他们的国家并发觉自己因此而对质着其他治疗师——有时是难堪的——的移民的临床中有着具体的内涵。
一个公设指导着我们：提供组群的假想与制度的建立情况的人种学，这个人种学不能告诉我们关于借用这些被开辟道路，但并不以之为基础的主观的冲动的经济学的任何东西。
简言之，应该思考彼者与自身的差异，因为这个差异本质上被连接于一个原初丧失的原则，它将冲动拔离需要并在欲望等级中建立这个最新的。因此引起我们思考人种学的大彼者只是将给出欲望和冲动的曲折而不建立这些曲折的形式。因而思考人的人类学与思考人所欠缺的东西的精神分析找到了对话的机会…人类学的问题应该将人考虑为谨慎的；它依赖于思考作为纳入了一个之后将其登入在不连贯中的丧失、分离的原则的人类的事实，因而所有的表现在它们的形式中都是可变的。指出人类学的中心问题（对列维-斯特劳斯来说是从自然通向文化的方言学，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将文明作为文化来考虑）不可能在彼者和丧失的陈述方式的两面上造成死路：
- 虚构的一面，它指导着始终被置于一个同胞的共同性中的错觉，有解开主体与话语的关系的危险的现代风格的泛滥所撕裂的错觉。每个年龄的人，如果他遇到一个彼者，在假设一个相似存在的情况下虚构着代。这也说明每个年龄通过一个共同的丧失而相互连接和相互参考。
- 主观分裂的方面，带着一个不可集体化的与丧失客体的关系。发现自己在与起源的位置不同的另一个位置中的事实的分裂，作为痛苦而出现。压抑控制着身体在时空中的表达和定位，这个空间或多或少地被感知为一个共鸣着冲动的简单的包裹，或痕迹和记忆登陆的一个位置。这也依赖于文化与其社会现实化。这还依赖于一个团体和其有归属感的信仰所提供给异质和不相似的法规。
因而涉及到理解流亡的临床，如同放逐国外的经验所唤起的东西的，主体与其丧失的经验的联结的临床。这样一来，我们可能指出社会假想的文化的、社会的和/或历史的断裂的主观影响的这样的临床向我们打开了。这样被唤起的正是当一个环境（Umwelt）的结构——居住着根据想象的彼者被调整的自恋客体的世界（在一神论的所指社团中的兄弟情谊）——被打破时，被重新为主体上演的相对于早期的丧失经验的这些爱与恨的经验。让我们注意这些经验——在流亡之地假如它们在那里存在的话——似乎不应该一上来就被疏理和被编码在一个事先被建立了感情与激情的用法的文化的整理之中。在大彼者的不回答面前，它让主体暴露无余。不是异乡的外来者的而是根本的外来者的创伤的位置，可能为了最终理解大彼者需求于他的东西而追逐直至枯竭。
在流亡中，在大彼者的请求面前人们有何价值？
因此，本质的问题不是围绕着青年与周围的人和人与其环境的和谐的关系——无论在Trobiand岛，在巴黎或在成都，它从一开始就围绕着造成从冲动到欲望的路线的开口。
忽视这个本质上弗洛伊德的教导等于认为细心治疗某人这是修补这个缺失。因而所有来自流亡的总是被假设为产生创伤的痛苦——这是疯狂的意识形态的一点！——，而我们更倾向于在流亡的时间性的被经历的经验中看到一个主体的这些位置的一个提示的可能性，直到那时被淹没在集体的或家庭的传奇当中。你如何解释了流亡的欲望？你如何经受住了背井离乡的剧烈？你如何传递那些你离开的人的故事？这些是问题，或者更确切地是青少年被引向的对话点。从那里他的对于我们可命名为在社会上父母课本的一个有效的东西的极度敏感。
与这些“危机中”的青年在一起，我们能够理解到被传递的东西事后，在潜伏期后，在自我的一个置于裂口中得到证实。在这里青少年期是主体的认识信仰的一个实验时间的一个时刻。也是对能指的能力，即也是对他的生命期限的询问时间。
帮助处于被迫的“两者间”的主体，帮助青少年创造别处的虚构，而不将其指定向一个政治上、医学上或文化上正确的模式，这（虚构）可能是我们的优先权之一。医疗事业的普及，以更一般的方式，在彼者面前专家的位置，使得难以觉察存在于症状产物核心中的潜在的移置的力量。确实青少年正是常常冒着牺牲的眩晕的风险询问能指和礼仪，但他也可以将他的询问带到转移中，并且在那里打开朝向他建立身体的翻译之地的道路、可能的地平线。那时他成为一个朝向胜地的一名旅客，在那里，起源不再是教条、Matrie（母体/距阵）、死亡之信，那里它不再苛求交出一个奇特的不可替代的…
青少年期的问题对于心理学和临床病理学已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这被众多的重要的和不断增多的关于青春期的现代观点的出版物（论文，期刊，书），以及研究会（和研讨会）所证实。可证实的，一方面伴随着对限定国的工作的关于青少年的研究的发展，另一方面，后弗洛伊德的对于困难的青少年期的贡献，伍林科特著作的大部分所延伸的贡献。对于临床医生，青少年期是作为一个编年的经历但也作为幼儿幻想的结构破坏的一个逻辑时刻而确立的。F. Richard，对于他来说，重新利用了抑郁的代偿失调的模式来阐明这个青少年的过渡所固有的联结与去联结的精神过程。A. Birraux，通过一个临床的分析和精细符号学，解释为何令人震惊的青少年恐怖症却没有显示为进入精神病的前兆。他的精神病理学的分析因而阐明了青少年期的想象维度。
换言之，青少年期的问题也促进了提供治疗的情境的一个新的思想，意味着在治疗框架的管理中的一个创造性。而且，越来越密集的青年人是其使用者的心理学的治疗的方法让我们重新思考临床（因此精神分析）在城市中的位置。心理学和精神分析被社会领域所质询的，经常正是关系到青少年。
从一个身体到另一个，从儿童的身体到青少年的身体，青少年的过渡标记着从性欲的幼儿理论直到家庭传奇和自己的个体神话的建立的移动。青少年期带着符号的、想象的和症状的不同的身份，实验在性别间和在代之间使限制和“超越”循环的东西。因此，带着一种不总是明朗的确定，超越交换的界限、超越社会和精神的联结的界限被测试。如何理解和迎接这个精神的工作同时抵制往往与之相伴的破坏性呢？对于青少年的过渡，同样也对于可能关系到某些青年的费用承担的安排，一个问题在这里被明确提出。同样正确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同样应该勾勒，以便更好地迎接和理解父母为了相对于他们孩子的青少年期去定位而必须要做的精神的工作。源自童年和潜伏期的精神构造的放弃，正好显示了青少年过程的一个时刻的特征。它关系到为一个过渡建立一个丧失，以便同样能够面对幻想与幻灭的其它形式。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能够谈论哀悼，然而条件是不停步于此。我们不能丢失最重要的观点：这个是青少年期的过渡动力之一的童年的哀悼正是主体与这个几乎不被性别的区分所标注的、有时被理想化为双亲中一个或另一个的自恋的补充的幼儿期的冲动儿童的分离。事实上，青少年期对于精神分析家来说是一个即讨厌又复杂的概念。这个描述的和现象学的概念首先并同样指示着被治疗工作本身激活的甚至催促的、变得可读的一个精神过程的整体。我们能够在这里标记这期间的不稳定结构的偶然性作为被联结于一个问题的情感——“对于流逝的时间和停留的时间来说，我的存在，我的身体和我的话语的有何价值？”——同样作为建立原初场景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的功能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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